中国“名”的文化与日本“耻”的文化.doc

中国“名”的文化与日本“耻”的文化 摘要 本文旨在通过对于中国人和日本人对于“名誉”和“羞耻”的观念进行分析比较，以及东西方对于中日的文化的区别的看法的解析，以期能够加深两国人的相互理解，促进交流的繁荣，和平常驻。 关键字： 名的文化，耻的文化，罪恶感 引言： 　 中日国交正常化到今年已经迎来了41周年。在这41年间，中国和日本在文化，学术，体育，青少年交流等多方面多领域进行了持续性的频繁交流互动活动。这些活动对于中国和日本的友好关系的构建起到了重大的作用。然而，围绕钓鱼岛问题，参拜靖国神社问题，中日关系似乎骤然恶化。造成这样的局面，历史现世各种因素错综复杂。暂且撇开政治家们之间的交涉不谈，笔者认为中国国民和日本国民之间的交流和理解的不足，不深入也是造成两国之间关系冰冷的原因之一。中国人和日本人虽然是隔海相望的邻居，但实际上对于彼此感觉陌生感觉惊异甚至费解的地方还有很多。笔者希望通过本篇文章，从中国和日本的“名和耻”的文化性差异的观点出发，对于两国人进行比较和分析，借此加深两国间的互相理解。 “名”的文化 相对于日本人在日常生活中常常意识到“耻”，中国人特别重视的是“名” 《孟子》尽心编里有这样一句名言警句。 “好名之人能让千乘之国。” 这句话的意思是说，重视名声的人，为了守御自己的名声，即使将拥有成千上万的战车的大国拱手让给别人在在所不惜。由此可以看出，自古以来，中国人就非常看重名声，为了维护自己的名誉，即使以牺牲物质财富为代价也觉得值得。 现代汉语中，人们常常通俗地使用“面子”一词来表现“名誉”的意思。我们常常会说“有面子”，“没有面子”，“长脸”，“丢脸”这样的话语。其实日本人也挪用了中文的“面子”一词，他们也会说：“よくもおれの顔をつぶしてくれたな！”，意思是说“你这样做真是毁了我的面子！”但是并不如中国人那样使用得非常频繁。这样的话语多出现在黑社会集团的对话中。 然而在中国社会中，处理人际关系的时候，“面子”的问题格外注目。这样的生活实例不胜枚举。比如说，在中国农村的有些地方，年轻人结婚，男方家庭一般要送给女方家庭一定数额的彩礼。具体给多少，没有一定的标准。或者说，标准就是不能比别人少，否则就会“很难看”，“没有面子”。在贫穷的乡村，这种攀比之风的根本原因可以说是人们内心对于“面子”太过看重而造成的。如果大家不顾及别人的看法，量力而为，这样或许会更好一些。这种对于“面子”的盲目追求，其实有时候是打肿脸充胖子，自寻烦恼。 日本的“耻”文化 美国人类学家以及作家露丝·本尼迪克特在二战期间，为了策划对日占领政策，而被委托进行日本研究，撰写了著名的《菊与刀》。在这本书中，露丝·本尼迪克特将日本的文化总结为“耻的文化“，虽然这种说法遭到了很多的争议和批判，但是“耻文化”作为日本文化特征的代表性的关键词被一直沿用下来。露丝·本尼迪克特所使用的“耻”一词涵盖了日本人在平时的生活中，为了不被人嘲笑，不给他人蒙羞而小心翼翼地进行待人处事的传统伦理观以及美意识，以及也表现出了日本人知耻，不擅长或者说刻意不进行自我主张，自我推广，比较羞涩，谦逊，不爱现的性格特点。 在《菊与刀》的第十章“道德的窘境”中，露丝·本尼迪克特是这样描述的。 　 “在各种不同的人类学研究中，区分依存于”耻“的文化和依存于“罪”的文化是非常重要的。所谓“罪的文化”是指，向人们灌输绝对化的道德准则，依赖于人们的良心的发展的社会文化。即使在以“耻”为主要的制裁手段的文化社会中，人们在做出一些会产生罪恶感的行为时，也会感到非常地苦恼。这种苦恼的情感有时候非常地强烈，以至于即使进行告白，作出弥补，寻求救赎，也无法脱离罪恶感的苦海。在以“耻”为主要制裁手段的社会中，即使对神父承认自己的罪行，也无法感到被救赎。只要自己的所作所为不为世上的人们所知，自己就没有必要烦恼，反而如果将自己的所为告诉他人，自己就必须永远背负着羞耻感。因此，在耻的文化社会中，人们是不会向神灵告白的。” 　 所谓“耻”就是对于他人的批判作出的反应。当人们想象自己被别人公然地嘲笑，被排挤，被愚弄时，就会感到由衷地羞耻。将日本的文化归结为“耻的文化”是解析日本人性格特征的关键之处。通过露丝·本尼迪克特这样的言论，我们可以认为，在“耻的文化”中，只要不被人所知，做什么恶事都无所谓；在“罪的文化”中，无法做出违背良心（良心的背后有神严厉的目光在注视着）的事情。从这种意义上讲，“罪”的文化，比“耻的文化”更能够有力地规范人们的道德准则，更有利于社会的平和。 中国人对于“耻”的看法 露丝·本尼迪克特的著作的主要目的是为了解析日本人的心理，因此对于中国的文化触及得较少。然而，从她对于中国的星星点点的提及中可以判断，在露丝·本尼迪克特心中，中国的文化并不属于“耻”的文化。 　 露丝·本尼迪克特认为，在“罪的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