训诂、解释与文化传承.doc

训诂、解释与文化传承 论文摘要：目前国内学界关于中国解释学问题的讨论混淆了两个基本问题：一个是中国传统哲学中是否存在一个解释学传统，另一个是中国哲学中的经典解释是否可以被看作是一种解释学。通过历史的分析，作者对这两个问题都给予了否定的回答，并提出，训诂和解释应当成为继承和发展中国传统哲学与文化的两种重要手段和途径。 从中国文化发展的历史看，“训诂”始终被看作后人继承前人文化的一种重要途径。由于历代统治者出于自身需要而提供大力支持，“训诂学”在中国文化史上成为一门最重要的学科之一，虽然近代以后由于新文化运动的兴起而日渐衰落。在西方思想史上，解释学也是一门具有悠久传统的学科，早在中世纪就有了关于圣经典籍的解释学，到了近代有施莱尔马赫的解释学和狄尔泰的解释学，到了现代又有伽达默尔的哲学解释学。我们今天把训诂学与解释学放到一起讨论，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哲学解释学的深刻影响，促使我们对自己文化解释的反思。 在这里，我们首先必须清楚地认识到，训诂与解释有着很大的区别。其一，在对象上，训诂学的研究对象是典籍文本，它只能从文本出发并围绕文本展开意义的梳理工作；而解释学的对象则是广义的语言，它是在更为一般的意义上追问理解者对语言的理解和解释；其二，在方法上，训诂学的基本方法是考证，通过对典籍版本的辨别和比对，以求对不同版本文字的字义的解读；而解释学的方法则主要是现象学的直观，通过解释者对文本意义的直观把握，以求对这种意义的“理解共识”或“视界融合”；其三，在目的上，训诂学的目的是为了达到对古籍文本字面意义的澄清，以恢复该文字原有的意义；而解释学的目的则是为了得到对文本意义的理解，这样的理解不是拘泥于字面的解释，而是结合了理解者的意图和背景等。当然，从更大的范围来说，“训诂”也应当被看作是一种“解释”，因为对典籍版本的梳理本身也是整理者对其意义或重要性的解读。 有人认为，“中国哲学诠释传统的典型形式是以经典诠释的方式进行哲学体系的建构或重构，这一方式包含着‘客观’地诠释经典的‘原意’和建立诠释者自身的哲学体系的内在矛盾与紧张。”还有人认为，“中国古代哲学的发展与哲学诠释的传统有着密切关系，其中，王弼和郭象代表了中国古代哲学诠释传统的成熟时期，朱熹、王夫之是古代哲学诠释传统的高峰，牟宗三则是这一传统的现代代表。” 严格地说，这些观点都混淆了两个不同的问题：一个是中国传统哲学中是否存在一个解释学传统，另一个是中国哲学中的经典解释是否可以被看作是一种解释学，或者说，对经典文献的哲学解释是否就等于一种哲学解释学。我认为，只有澄清了这两个问题，我们才能进一步讨论中国传统哲学与解释学的关系，也才能讨论我们对中国哲学的继承和发展的问题。 我们先来看第一个问题：中国传统哲学中是否存在一个解释学传统？ 要回答这个问题，当然首先就需要了解什么是解释学，特别是要明白解释学与训诂学之间的区别。正如我们前面指出的，解释学在西方已经有了上千年的历史，但哲学解释学却是从20世纪才开始形成的。如果我们把解释学看作是一门关于理解的学科，那么，这门学科就不同于仅仅是说明经典字面意义的训诂学，而应当是一种理解语言意义的“使者”或“中介”。这就是说，当我们对经典文本做出一种解释学的分析，我们并不是在追求经典文本的源初意义，而是追问这种文本对解释者呈现出来的意义，强调的是“过去与现在之间的中介、作者视域与解释者视域之间的融合”。 早期的圣经解释学与修辞学、语法学、逻辑学等学科有着十分密切的联系，并在很长时间内被看作是属于逻辑学的一部分，而后来施莱尔马赫又把解释学看作是修辞学的一部分，并且这种看法一直延续到现代；但是，这种意义上的解释学仅仅具有方法论的作用，只是作为工具或技巧一类的辅助学科，用于疏通文本的上下文关系，服务于讲解教义的目的。用施莱尔马赫的话说，解释学仅仅是“避免误解的技术”，其中包括了语法的解释和心理学的解释，因而，即使是他提出的一般解释学也只是一门包括了各种具体解释规则的方法论。在这种意义上，圣经解释学以及施莱尔马赫的一般解释学大体上可以看作是接近中国传统的训诂学。 然而，真正现代意义上的解释学不是方法论上的，而是哲学上的。自从狄尔泰提出精神科学的确实性依赖于对个别物的理解是否能够被提高到普遍有效性这个观点以来，人们对解释学的理解就不再限于方法论上的讨论，而是从考察理解和解释的条件和前提入手，追问“对一直固定了的生命表现的合乎技术的理解”，试图“对包含在著作中的人类此在留存物进行阐释或解释”（狄尔泰语），这样，“这种意义上的‘理解’就必须和‘解说’一道被解释为是那种共同构成此在的源始的‘理解’在生存论上的衍生物”（海德格尔语）。 解释学的这种存在论转向直接导致了一种哲学解释学的诞生。我们知道，海德格尔从追问存在的意义把解释学看作是一种对生命状态的探究，在他看来，一切解释活动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