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现代大学的社会责任.doc

试论现代大学的社会责任 龚 放 【摘要】当代高等教育已经发展成为一个巨型的复杂系统。必须对高等教育机构进行科学分类，对“大学”重作界定，以多样化的高等教育系统应对多样化的社会需求。大学承担的社会责任日趋重大，但它能够和必须承担的社会责任仍然是有限的。大学的主要社会责任是高层次人才培养、科学发现与知识创新；大学为社会服务，基本上是大学的教学、科研活动的合理延伸。大学的社会服务必须界定在一定范围，即“真正学术性的、科学的、适度的服务”，并以大学所特有的方式与途径来实现。 由于学科类别及其结构的差异性，由于学者教授研究兴趣和专业特长的差异性，大学承担并实现社会责任的方式与途径也是千差万别的。为了更好地履行大学的社会责任，大学需要与社会保持一种“不即不离”的关系，大学远离社会、脱离社会固然是错误的；但与社会“零距离接触”同样是不可取的。 一、高等院校必须审视自己的社会责任 在急剧变革和迅速发展的当今社会，大学的地位日趋重要，责任日益重大，这已经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与中世纪欧洲“修道院式”的经典大学不同，与19世纪被喻为“象牙之塔”的德国模式大学也不同，现代大学已经被人们视为“新思想的倡导者、推动者和交流中心”、“世俗的教会”、甚至是“仅次于政府成为社会的主要服务站和社会变革的主要工具”。四十年前罗伯特·M·赫钦斯提出大学不应是“一面镜子”而应当是“一座灯塔”时，曾经遭到许多人的非议；然而时至今日，今天这一观点已经逐渐成为从学者到政府官员的共识。1992年，美国伯克利加州大学教授卡斯特把大学称为“信息经济”时代经济发展的“动力源”。他说：“如果说知识信息是新的世界信息经济中的电流，那么，大学就是产生这种电流的‘发电机’之一”。在知识经济社会行将到来之际，大学不再像以往那样被动地“适应社会”，而应当主动适应社会的需要，甚至肩负起“引领创新文化”乃至“导引社会发展”的重任。 迈出“象牙塔”并且步入“社会中心”之后的大学，究竟应当承担哪些社会责任？到底可能承担哪些社会责任？或者说如何才能有效地肩负起自己的社会责任？尚有许多理论误区需要澄清，也有更多实际问题需要解决。诚如两度出任美国哈佛大学校长的德里克·博克所说：“如果大学想充分认识自己在当今社会中的真正作用和目的，那它就必须审视自己的社会责任。” 当大学趋向于内敛、陶醉于清高、漠视社会需求、大有“躲进小楼成一统，管他春夏与秋冬”之势时，这种“审视”应当着重于大学承担社会责任的必要性与紧迫性的探讨；而当大学已经从社会边缘步入中央，所面对的社会需求空前膨胀、急剧增长之际，这种“审视”应当重估大学承担社会责任的价值所在，厘定大学社会责任的边界、层次与缓急轻重。 二、高等院校与社会关系的“阴晴圆缺” 约翰·S·布鲁贝克曾经十分形象地指出：“实际上，公众对(大学)自治的态度在整个历史上像月亮的盈亏一样变化着。”而公众对大学应否自治、自治到何种程度的态度，其实取决于对大学作用与功能的价值判断。布鲁贝克将这种价值判断归纳为“认识论哲学”与“政治哲学”。认识论哲学盛行时，意味着公众认可社会需要大学这样独立、自治的机构存在，它们的主要功能是培养精英人才，传递高深学问，批判现存理论，探索未知领域。而大学“对社会的最令人困扰的问题进行尽可能深刻的思考，甚至思考那些无法想象的问题”，其实就是大学对社会最重要且最有价值的贡献。由于公众认同这一价值判断，同时也是由于当时的大学尚未展示其参与社会事务的巨大潜力(在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说大学尚未发展其服务社会的能力)，公众也就认可大学的清高、独立、自治，甚至“修道院式”与世隔绝的“生活节律”。 将大学这种“生活节律”打破并促使大学从社会的边缘进入中央、同时也赋予大学更多职能、要求大学承担更多社会责任的，首先是德国模式的大学，其次是美国赠地大学的产生。从1810年洪堡创建柏林大学至今，将近二百年的高等教育发展历程，我们看到高等院校与社会关系呈现一个不可逆的趋势，同时有以下特点： 其一，随着新的社会需求不断出现，随着高等教育由精英教育阶段进入“看来是整个一代人正在叩击高校的大门，要求入学的年代”，高等院校的职能不断拓展，它们所承载的社会责任不断增加。 其二，新的社会危机的出现会强化大学的社会责任感，促使大学学人参与社会、介入社会。最典型的是美国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经济危机频发的时期，以及六十年代美国陷入越南战争泥淖难以自拔、种族矛盾激化、学生运动风起云涌时期。 其三，在六七十年代，大学所受到的压力主要来自于激进的“左派”学生和批评者(例如美国与法国)；而进入八十年代以后，这种压力更多地来自于政府与公众的期待(其中不乏不切实际的“期待”)和经济的压力或者说“诱惑”。 其四，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大学介入社会的一个动因在于自身的“合法性危机”——“大学放弃责任还有失去老百姓支持的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