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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法实践与著作权保护 蒋志培 最高人民法院 民三庭庭长 　　　　90年代中期以来，我国的知识产权审判工作进入了快速发展时期。从审判指导思想、审判方式到审判组织等各个方面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和质的进步，逐渐在国内和国际上产生了良好的影响。其中，应当说北京市的知识产权法官们是先锋，就拿北京市法院近几年审判的24起案例来说，它们就像是揭开了全国著作权审判蓬勃发展进程的一角。每一起案件都凝聚着知识产权法官的忠诚和正义。我国著作权的司法保护机制，正是在许许多多、不间断的具体的司法实践活动中成熟起来的。同时，也正是这些司法实践丰富了法律的内涵和外延，为国家立法机关的立法和最高审判机关的司法解释活动提供了新鲜的实践经验、打下了客观扎实的实践基础。 　　这24起案例所反映的法律问题是多方面的，大体上涉及以下几个主要方面： 　　第一是著作权、邻接权侵权行为认定与侵权责任构成上，有几起案件的审判十分出色。如米老鼠等卡通形象著作权侵权纠纷、侵犯《虎胆龙威》电影作品著作权纠纷和侵犯《AUTO KATACOG》著作权纠纷等案件，对出版者、发行者、印刷者、销售者等的侵权行为认定和侵权责任追究上，创造了好的经验，比较早地引入了不法行为人对其所经营标的物权利瑕疵的注意义务，明确认定行为人存在过错的标准和界限，对这一类纠纷的处理积累了好的经验、树立了正确的审判原则。近几年来，我国知识产权法律界一直在讨论知识产权侵权行为构成、归责原则等问题。面对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人们又对我国知识产权保护法律机制按照TRIPS的要求进行“自查自纠”。知识产权理论界和实践部门对如何符合TRIPS要求的讨论相当活跃。在讨论中应当注意的是：我国知识产权司法保护的执法水平要逐步接近TRIPS规定的“最低保护”水平，而不是超过TRIPS的保护水平;要运用现有的司法制度履行保护知识产权的国际条约义务，而不是生吞活剥TRIPS的个别词句，不顾各国的国情和司法制度历史的差异，不问TRIPS规定要求的实质，在司法制度上搞“另起炉灶”;要准确理解我国民法和知识产权法的法律规定和正确概括、评价我国司法实践的经验、现状，不能在对国际协定和我国立法、执法现状两头都理解不确切的情况下，对我国知识产权司法保护水平盲目下结论，造成误导和执法失误。在司法实践中，要把握侵权行为的认定与侵权责任构成的联系和区别，把握损害赔偿责任构成与基于知识产权请求权的其他民事责任构成的联系与区别。要注意对已有正确的审判原则在司法实践中的不断地深化和提高，不能盲目抹煞这些原则和成功的实践经验。 　　第二是著作权纠纷案件的事实认定、证据采信和当事人举证责任分担问题。如侵犯《寻找储平安》、《天外有天——一代棋圣吴清源传》等著作权纠纷案件，涉及合作作者对合作作品的使用和翻译作品著作权归属问题，一、二审围绕着对一些法律规定的不同理解，就本案事实认定、证据采信和举证责任分担作出了不同的判断。事实认定和当事人举证责任分担，是正确审判著作权案件的关键环节之一。有些案件处理失误、申诉不断的原因就在于事实认定错误，而错误的根源又在于错误分担了举证责任或采信证据失误。我国民事诉讼法规定的两审终审的制度对防止错案发生是有效的，尊重和保障当事人的诉讼权利对保证实体法律正确实施意义重大。北京市法院能够通过法律规定的诉讼机制实现对著作权法律的正确实施，作到公正执法，给权利人和其他当事人带来了福音，给社会带来了对司法机制的信赖。 　　第三是权利冲突与民事诉讼及行政执法、诉讼的交叉问题。我国对知识产权的保护奉行行政、司法“双轨制”的方针，但范围和功能各有侧重。由于知识产权行政执法机关设置各异，权利产生也有重合现象，出现了诉讼当事人之间所持的知识产权发生冲突的现象。此外，我国存在民事责任追究的行政化倾向。随着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和我国各项知识产权法律的修改，情况将会有所改变，行政行为的司法最终审查原则将会被更加明确地规定。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终审的侵犯“武松打虎”绘画作品著作权纠纷案，实际上涉及到著作权与商标权的冲突，此案的审判以及上海市法院审判的张乐平“三毛”美术作品著作权纠纷案，为最高人民法院提出如何处理和解决知识产权权利冲突纠纷的意见，积累了实践经验。当事人往往在知识产权民事诉讼中，提出自己的纠纷应当属行政诉讼，法院不能作为民事诉讼审判。在侵犯国画“天地皆春”著作权纠纷案中，作为被告的金币总公司将自己的金币出版行为辩称类似于货币发行的公务行为，法院作了入理的分析，作为具有独立企业法人主体资格的金币公司，当其经营行为侵犯他人合法权益时，应当由其独立承担法律责任。记得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最近一审审结的“宜家”驰名商标与计算机网络域名纠纷案，被告也提出自己的域名是域名登记机关赋予的，原告不应提起民事诉讼，而应当向域名注册机关提起行政诉讼。在这些类似案件的审判中，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