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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益侵害型不当得利的构成 　　吴亚楠 　　我国《合同法》上无权处分行为应是指，无处分权人以自己名义与他人订立的以标的物权利变动为内容的债权合同。此概念虽广于德国法的规定，但是实际上存在更为广义的概念，如侵犯他人隐私权、肖像权、姓名权的等侵权行为实际上也为无权处分。权益侵害型不当得利建立不当得利类型化基础上。而在该种无权处分的概念上，权益侵害型不当得利的构成要件有其特殊性。尽管不当得利类型化是建立在非统一说的基础上的，但是学理上对于统一说的相关研究并非一概不能适用于权益侵害型不当得利。 　　一、无权处分的界定 　　(一)无权处分的含义 　　何为无权处分，我国 与德国民法和台湾地区的民法规定并不完全相同。我国《合同法》第51条规定：无处分权的人处分他人财产，经权利人追认或者无处分权的人订立合同后取得处分权的，该合同有效。德国《民法典》第185条第1项规定：无权利人就某一标的所谓的处分系经权利人允许而为之的，该项处分发生效力。第2项规定：权利人追认无权利人对某一标的所为的处分，或处分人取得该标的，或处分人被权利人继承且权利人对遗产债务负无限责任的，该项处分发生效力。在后两种情形，对该标的做出两项以上相互抵触的处分的，仅最初的处分发生效力。 　　仅从法条的规定来看，二者并无太大差别。对于无权处分来讲，二者都规定了权利人的追认或事后处分人取得标的或所有权后，该处分发生有权处分的效力。但应当注意的是《德国民法典》第185条奠基于物权行为理论之上。由德国学者概括并发展的法律行为理论是德国民法对法学的一大突出贡献，依其理论，法律行为分为债权行为(负担行为)和物权行为(处分行为)，其中负担行为典型代表为合同。民事主体为负担行为是无需具备处分权的，即是否为权利人并不是负担行为成立的要件;处分行为典型的为转移物的所有权的行为。债权人为履行合同债务而实施的旨在引起物权变动效果的行为(处分行为)是与其基本法律行为(负担行为)相对独立的特殊法律行为，概括为物权行为的无因型和独立型。也就是说，在德国民法中，处分行为仅指行为人实施的可以引起物权变动效果的行为，无权处分是以这个概念为出发点的。因此，德国法上所谓的无权处分行为系指无处分权人实施的与债权合同相分离而以直接引起物权变动效果为目的的法律行为。在其物权形式主义的物权变动模式之下，处分行为一经生效即生物权变动的效果，为权利人计，确有以处分能力作为处分行为生效要件之必要，其无权处分制度亦确实肩负着权利人保护的使命。 相较之下，我国民法中的无权处分的范围较之德国的要广泛的多，学者通说不承认物权行为的无因型和独立型，立法上，也刻意回避这一内容。 　　另一方面，从立法体例安排来讲，也体现出上述内容，《德国民法典》将无权处分安排在总则的第三章第六节的允许和追认中，这一节用四个条文描述了追认和允许的效力。我国的无权处分规定在《合同法》总则第三章合同的效力中，规定无权处分合同的效力为效力待定的合同。这种体制的安排，进一步表明：在我国《合同法》中，无权处分行为为债权合同。故在我国《合同法》上无权处分行为应是指，无处分权人以自己名义与他人订立的以标的物权利变动为内容的债权合同。 　　另外，需要注意的是，应当对无权处分中的“权”进行界定。《合同法》第2条规定：本法所称合同是平等主体的自然人、法人、其他组织之间设立、变更、终止民事权利义务关系的协议。婚姻、收养、监护等有关身份关系的协议，适用其他法律的规定。这就表明，我国《合同法》是在狭义的合同概念上规制合同行为，即《合同法》中的合同仅指财产型合同，将婚姻家庭中的合同排除在外。而《民法通则》第85条规定：合同是当事人之间设立、变更、终止民事关系的协议。依法成立的合同，受法律保护。此处，合同的概念为广义的合同概念即私法合同。故《合同法》中的无权处分的“权”限于财产权，并不包括人身权、知识产权、股权等特殊性的权利。即我国的无权处分虽广于德国法的规定，但是实际上存在更为广义的概念，如侵犯他人隐私权、肖像权、姓名权的等侵权行为实际上也为无权处分。人身权的专属性决定了本人享有处分权、维护权，本人当然可以处分和利用其隐私、肖像获得利益，如权利人可以将自己的隐私告知他人、同意他人使用本人的肖像，而他人在未经授权的情形下不可再将所得隐私告知第三人，或者未经授权使用他人的肖像、姓名。这些情形同样可以界定为无权处分，是最广义范围的无权处分。故本文所讨论的无权处分以《合同法》规定的无权处分即狭义的无权处分为主，也不排除在广义概念上使用无权处分。另外，需要注意的是，“处分”还包括事实上的处分，如将他人的食物吃掉。 　　(二)无权处分案例 　　根据上文描述可知，我国的无权处分含义不同于德国和台湾地区的无权处分的含义，故台湾地区民法规制的出租他人之物、违法转租和租赁关系消灭后继续占有使用租赁物，不属于无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