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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西方音乐历史演变的差异比较 [摘 要]中国音乐和西方音乐在几千年的历史长河中，都经历了产生、发展、整理三个阶段，但它们的发展轨迹与每个阶段的形态特征并不完全相同。当西方音乐进入中世纪教堂沉思时，中国音乐步入隋唐“歌舞大曲”的辉煌；当西方音乐走出实用的教堂进入艺术化、专业化发展时，中国音乐却仍以实用性、自娱性、业余性的方式发展。到第二个千年的中后期，中西方都已形成了各具特色的音乐体系，两种音乐体系既有许多共性的相似之处，也存在许多不同的艺术特征。 [关键词]中国音乐，西方音乐，历史演变，差异 [中图分类号]k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57-6241（2012）04－0058－07 继公元前“轴心时代”①多种文明兴起后，中西方音乐文化开始了不同的发展轨迹。从音乐史的研究成果看，中西方音乐都大致经历了产生、发展、整理三个阶段，但每个阶段的发展特征、音乐形态、音乐风格等并不完全相同。本文从历史演变的视角对中西方音乐的异同进行比较，以期在多元文化共存的当下，能更为客观、准确的理解和把握中西方音乐的核心特征。 一、产生期的中西音乐 中国音乐奠基于公元前21世纪至公元3世纪的夏、商、西周、春秋战国、秦汉各朝代[1] (p.30)。西方音乐奠基于公元前9世纪至公元5世纪的古希腊世界和古罗马世界。 就“奠基”而言，这时期音乐的基本属性（将人为组织起来的人声或乐器声用来表达思想感情和反映生活）已经形成，后世的音乐就是在这个基石上发展的。在产生期，中西方音乐有许多发展的相似性。如：一些重要的音乐理论和音乐思想都已经形成；早期的音乐教育都已开始；乐器已经成为音乐重要的物质表现形式被广泛用于各种音乐活动中；都产生了一些与音乐相关的著作或音乐作品，如形成于公元前9—前6世纪的《荷马史诗》就是由盲诗人荷马根据口头流传的史诗短歌汇集整理编写成的，而我国成书于公元前6世纪的《诗经》也是和音乐联系在一起的，它们都是可唱的文字，用乐器伴奏等等。由于环境、民族、文化、语言等音乐生成背景的不同，产生期的中西方音乐在表现形式、音乐思想、音乐理论、乐器、教育等方面存在着一定的差异。 1.音乐神话传说的差异 有关音乐的神话传说是了解远古音乐的产生、作用、形式等的主要途径。就音乐的产生而言，中国的传说记载偏重“人造乐说”。在词源上，今存“乐（樂）”字的最早字形留存于甲骨文中，是殷商文字。对“乐（樂）”字的解释主要有两种：一是东汉许慎《说文解字》中将“乐（樂）”视为木架上置鼓的象形字；二为郭沫若从罗振玉说，视“乐（樂）”为丝弦张附在木器上的象形字。就上古时期人对音乐的认识而言，“乐（yue）者乐（le）也”是很重要的音乐观念，说明“乐（yue）”是人在快乐时的一种行为[2] (pp.65~66)。正因如此，留存于后世的传说中，中国虽有“女娲造乐说”，但具代表性的是“五帝作乐说”。在《吕氏春秋·古乐篇》中有“黄帝令伶伦作乐”“颛顼令飞龙作乐”“帝喾命咸黑作歌”、尧命质为乐”“舜命延乃制瑟”的传说记载，五帝都是传说中的部落头领，是人而不是神，他们的造乐臣子更是人。即便是女娲，她既是传说中的神，同时也是传说中的人类始祖。这说明，在中国的神话传说中，音乐虽具有神性，但主要是由人创造的，而且是经过几代人创造的。对此，《吕氏春秋·古乐篇》记载：“乐之所由来者尚也，非独为一世之所造也。”[3] (p.131) 西方的神话传说侧重“神造乐说”。在词源上，“music”源于“muse”，在希腊神话中，muse是众神之王宙斯与记忆女神莫涅莫辛所生的九个女儿，这是一群象征着高贵、智慧、圣洁的女神，掌管着文学、戏剧、抒情诗、音乐等高尚的文化活动。希腊神话中的阿波罗、雅典娜、狄俄尼索斯都是艺术之神，也是传说中音乐的最早创造者和实践者。在音乐的功用方面，西方神话强调音乐具有神秘和神奇的力量与作用，不仅能用来娱乐，还可净化心灵、医治疾病等；而中国的传说在强调音乐具有神奇力量的同时，还强调音乐与生产劳作的关系以及和谐社会的作用。在音乐的形式方面，中西方都是歌唱、舞蹈、乐器等多因素综合的形式。 2.音乐理论方面的差异 在产生期，中西方初步的音乐理论都已经形成，但各自的侧重点却不同。 在乐律理论方面，中国最迟在公元前500年左右的春秋时期就形成了产生音的乐律理论——三分损益法及这种方法产生的十二律理论，后世的乐律理论都是在此基础上发展的。与中国相比，古希腊时期虽有毕达哥拉斯（pythagoras，约公元前550年）的以数的比例来产生音的方法，但从现有的记载看，西方上古时期并没有形成像中国三分损益法那样系统完整的乐律理论。毕达哥拉斯学派的侧重点似乎不是音乐本体的乐律理论，而是通过调整不同弦长比例的实验来发现音与音之间的协和关系，从而证明音乐和谐与宇宙和谐的关系。 在音名理论方面，中国在先秦时期就已经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