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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地区经济发展差距影响因素研究综述 摘要: 区域经济发展差距的问题在我国由来已久，但区域差距的扩大则是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发展进程中形成的重要问题，不断引起国内外专家学者和政府部门的研究和思考。伴随着中国市场化改革的深入发展，区域经济差距的不断扩大，不仅影响到国民经济的健康运行，也关系到我国社会和政治的稳定。因此,找出区域经济发展差距形成的原因, 才能找到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均衡发展的对策.本文将从以下几个方面分析区域经济差距的影响因素. 关键词: 区域差距 政策 因素 自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发展迅速。就全国而言，1978 ～2010年间，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9.8%；人均生产总值年均增长8.6%。但是，从横向比较的角度，区域内的发展演变为区域间的差距。,近年来我国出现大量的学者和专家对区域经济发展进行深入的研究, 本文将这些研究成果进行整理分类, 总结出影响我国不同地区间经济发展差距的因素。 一、政府的制度与地方政策因素 政策和制度方面的差异显著影响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尽管我国所有省份均是在中央政府领导下, 法律体系和政治制度框架大体相同, 但实际上各地微观经济主体制定的地方性政策存在很大差异。 (1 )政府制度对地区差距的影响 钱颖一、Weingast 等人提出的理论, 即著名的中国特色的联邦主义,该理论认为, 中国地方政府的强激励有两个基本原因,第一个是行政分权, 中央政府从20 世纪 80 年代初开始就把很多经济管理的权力下放到地方, 使地方政府拥有相对自主的经济决策权。第二个是以财政包干为内容的财政分权改革, 中央把很多财权下放到地方, 而且实施财政包干合同, 使得地方可以与中央分享财政收入。财政收入越高, 地方的留存就越多, 其中预算外收入则属于 100% 的留存。正是这两方面的激励使得中国地方政府有那么高的热情去维护市场, 推动地方经济增长。这种激励模式与一个良好的市场经济所需的政府职能的合理设计之间存在严重冲突, 使得行政与财政分权无法确保市场维护的合理激励,使区域间互相激烈竞争阻碍了区域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 Li and Zhou、周黎安等运用中国改革以来的省级水平的数据系统地验证了地方官员晋升与地方经济绩效的显著关联, 为地方官员晋升激励的存在提供了一定的经验证据。他们发现, 省级官员的升迁概率与省区 GDP 的增长率呈显著的正相关关系, 而且, 中央在考核地方官员的绩效时理性地运用相对绩效评估的方法来减少绩效考核的误差, 增加其可能的激励效果。周黎安从晋升激励的角度探讨处于政治晋升博弈之中的中国地方官员的非合作倾向, 反映在跨区域经济互动上就表现为地方保护主义和重复建设问题。地方官员之间在晋升锦标赛下的激烈竞争行为。地方政府官员非常热衷于GDP 和相关经济指标的排名。与此相联系的, 当上级政府提出某个经济发展指标，下级地方政府在区域为了突出自己的能力就会展开恶性竞争，这将不利于区域间隐性知识的传播，导致区域间发展扩大的一个重要因素[1]。 西尔维等将中国各地所享受的优惠政策进行量化, 以研究其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他们将各地所享受的优惠政策的具体项目区别对待, 赋予各项目不同的权重, 如, 经济特区赋值为三, 沿海开放城市赋值为 二等, 按照时间先后顺序计算出各省区的优惠政策指数。依据该指数进行的实证分析发现, 优惠政策对省区 GDP增长有非常显著的影响。林毅夫认为, 中央政府在计划经济时代采用的对现阶段经济发展仍有影响的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 违背了中国各地区基于要素禀赋的比较优势。在这种战略指导下建立的企业没有自生能力, 即在完全自由配置资源的市场经济环境中无法生存, 因而政府不得已采用了各种扭曲资源配置的经济制度, 以扶持这些没有自生能力的企业。这种违背比较优势的经济体制使资源配置效率极其低下, 进而使这些地区的人均资本积累、技术进步和生产效率受到制约[2]。陈淮认为, 尽管自 20世纪 90年代后我国地区发展战略开始转向协调发展和减小地区差距, 并采取了一系列的政策措施来促进内陆地区的经济发展, 但作用并不明显。我国为什么在经济转轨过程中会同时出现以民间制度创新为主要特征的温州模式、以地方提供规则为主要特征的苏南模式和市场化发展程度很低的计划模式? 即为什么会出现不同地区经济组织和经济体制演化的路径分岔?邓宏图认为, 地方意识形态偏好决定其政策偏好,进而影响经济制度的变迁路径。这里的意识形态不仅仅具有形而上的哲学含义, 而是一个集目的论和因果律于一身的功利主义的经济学概念。地方选择某种政策而放弃另一种政策具有明确的目的性。地方意识形态偏好取决于它所面对的国有资本和民营资本的比例及其各自边际产出效率的比较。各地在改革初期国有资本和民营资本在总量和边际产出效率上的差异程度决定其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