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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利益对美国气候变化外交政策的影响分析--以对美国拒绝《京都议定书》的原因分析为视角 2009-12-19 10:31:12??作者：董勤??来源：互联网??浏览次数：52??文字大小：【大】【中】【小】 　　作为世界上最大的温室气体排放国，美国拒绝《京都议定书》使得应对气候变化的国际合作的进程严重受阻。美国拒绝《京都议定书》的原因实际上非常复杂，其中对安全利益的权衡也是其中的一个重要因素。 　　 一、政府首脑更替不是美国拒绝《京都议定书》的决定性因素 　　从表面看，似乎是政府首脑更替导致美国拒绝了《京都议定书》。对此，有学者认为：“政府首脑所采取的策略是影响美国对该议定书政策的最为重要的因素。”事实上，美国政府首脑对美国气候方面的外交政策的影响力是有限的。克林顿时期，美国政府虽然签署了该议定书，暂时缓解了来自国际社会的压力，但是从未将其送交参议院批准以使其对美国产生约束力。1998年8月，克林顿政府更是明确宣布不会将《京都议定书》送交参议院批准，因为《京都议定书》是“有缺陷的和不完整的”。在京都回合谈判时任美国副总统的戈尔是国际气候合作的积极推动者。在京都回合谈判陷入僵局时，正是戈尔要求美国谈判代表采取极大的“灵活性”，签署了该议定书。但是，灵活性并不能取代原则性。早在1997年7月25日，美国参议院就通过了伯瑞德—海格尔决议（ByrdHagel Resolution），确立了美国气候变化外交政策的基调：即在发展中国家缔约方不同时承诺承担限制或者减少温室气体排放义务或将会严重危害美国经济的情况下，美国不得签署任何与1992年《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有关的议定书或协定。 　　由于在美国，像《京都议定书》这样的国际条约的批准必须要得到参议院三分之二多数的支持，因此这就决定了无论美国政府首脑在应对气候变化问题上的态度多么积极，都不可能在没有得到大多数参议员支持的情况下，使《京都议定书》在美国获得批准，并具有法律约束力。在此背景下，戈尔所说的“灵活性”只能是权宜之计。实际上，在美国签署《京都议定书》后不久，戈尔就迫于国内政治压力改变了腔调，他明确表示：“我们将集中精力促使主要的发展中国家有意义地参与，这是将《京都议定书》送交参议院批准必须跨越的一道门槛。”由此可见，政府首脑更替并不是美国拒绝《京都议定书》的决定性因素。 　　二、对环境与经济利益的权衡不足以导致美国退出《京都议定书》 　　1.对环境利益的权衡不是美国退出《京都议定书》的真正理由 　　布什在解释美国为什么决定退出《京都议定书》时，其所强调的理由之一就是气候变化存在着不确定性，其言下之意是国际社会应对气候变化的努力并不能带来确定的环境利益。 　　实际上，对于气候变化可能造成的危害，美国政界的认识分歧是长期存在的。一方面，美国签署《京都议定书》的主要推动者、美国前任副总统戈尔认为地球变暖已经给人类带来了气候危机。戈尔早在其于1992年出版的《濒危的地球》一书中就写道：“地球变暖的真正危险，不在于温度会升高几度，而是整个地球的气候系统会走样。”“人类活动导致的地球变暖比平均气温增加几度的威胁更大：它产生了可能毁掉全部人类文明史上为我们所知的气候平衡。”另一方面，一些反对气候变化危机论的美国参议员则认为：“当我们的后代在书写我们这个时代的历史时，他们将因为我们对于全球气候变暖的担忧和在类似《京都议定书》这样毫无意义的解决方案上花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而感到困惑。”“大量关于地球变暖的争论是源于恐惧，而不是科学。”“有关地球灾难性变暖的威胁是对美国人民曾经有过的最大的骗局。”⑦ 　　值得引起重视的是，虽然美国政界存在上述分歧，但是后者的观点并不在美国国内占据主流地位。有资料显示，从2000年开始有92%的美国人对全球变暖问题有所认识，有74%的美国人认为地球确实在变暖，有61%的美国人相信科学研究结果已经在地球变暖问题上形成了统一认识，有76%的美国人认为需要将地球变暖作为一个问题、甚至一个比较严重的问题来对待。在美国国会，很多坚决反对《京都议定书》的议员，也认识到气候变化问题存在不确定性并不是反对《京都议定书》的适当理由。作为《京都议定书》的坚决反对者，伯瑞德—海格尔决议的主要倡始人之一伯瑞德参议员表示：“科学证据显示：如果我们等到我们能够绝对地确信地球正在变暖的时候再采取防范措施的话，那就太迟了。”⑨ 　　需要指出的是，布什本人并不否认地球正在变暖，也承认人类活动是造成这种现象的主要原因。布什在2000年竞选时就做出姿态承诺将采取严厉措施应对气候变化问题。实际上，就在宣布退出《京都议定书》的同时，布什还是采取了一些应对气候变化的措施的，只不过把国际合作的重点放在了如何通过对应对气候变化技术的垄断和输出来谋取超额利润上。布什在上台后不久就开始着手制定一个新的《能源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