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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在国际法在朝核问题上的缺失 毋庸置疑，目前的实在国际法由于在诸多方面存在严重缺失，故而在调整朝核问题时显得力不从心，以至于在对朝鲜进行核试验这一事件做评价的时候，国际社会陷入了几乎无法可依，只能喊喊政治口号、做做道义谴责的窘境。 下面我们不妨具体分析一下那些可能得到适用的有关实在国际法渊源或依据在此次事件中的境遇： 国际条约。国际条约是目前最为可靠、最便于适用的国际法渊源，在核不扩散与禁止核试验问题上，有关的主要条约包括：《核不扩散条约》、《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以及《限制地下核武器试验条约》。然而，《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尚未生效，[1)朝鲜也没有签署或批准该条约；朝鲜也不是《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以及《限制地下核武器试验条约》的缔约国；更糟的是，朝鲜已于2003年1月11日退出了其曾经于1985年加入的《核不扩散条约》。其结果就是，目前没有任何与核不扩散和禁止核试验有关的条约可以约束朝鲜，朝鲜对不进行核试验没有承担任何条约义务。 国际习惯。一般说来，只要证明在核不扩散或禁止核试验问题上存在“惯常行为”和“法律确信”，就可以依据国际习惯法，要求有关国家承担不进行核试验的国际义务。可以肯定的是，世界上的多数国家都赞成禁止核扩散与核试验，形成禁止核扩散与核试验的国际习惯法既是完全可能的，也是完全必要的，我们甚至可以认为禁止核扩散与核试验乃是“正在形成中的国际习惯法”。然而，“正在形成”也就意味着还没有形成，而尚未形成的国际习惯法规则显然是没有拘束力的。事实上，《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的不成功，尤其是美国、朝鲜、伊朗、印度、巴基斯坦、埃及、以色列等国对禁止核试验的不同程度的反对态度，显然阻碍了禁止核扩散与核试验的国际习惯法的形成。由于上述国家都是具有核能力或核潜力的国家，它们的反对态度在很大程度上消解了对禁止核扩散与核试验的“法律确信”的普遍性，他们的种种行为更是直接导致禁止核扩散与核试验的“惯常行为”无法产生。退一步说，即使假设上述国家日后大多转变了态度、禁止核扩散与核试验的国际习惯法能够得以形成，[1]只要朝鲜在禁止核扩散与核试验的国际习惯法规则尚未形成时就开始做出“持续的反对”，[2]就仍然可以不受有关国际习惯法的约束。因此，目前尚不存在可以禁止朝鲜进行核试验的国际习惯法规则，而即使未来将要产生这样的国际习惯法规则，朝鲜也可以通过做出持续反对的方式，摆脱其在国际习惯法上的有关义务。 安理会决议。朝鲜是联合国成员国，而安理会又是联合国内唯一有权采取行动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的机构。因此，只要安理会做出了决议，所有成员国(包括朝鲜在内)都承担执行决议的义务。2006年10月14日，联合国安理会一致通过了关于朝鲜核试验问题的第1718号决议。该决议对朝鲜核试验表示谴责，要求朝方放弃核武器和核计划，立即无条件重返六方会谈，并决定针对朝方核、导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相关领域采取制裁措施；决议强调《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缔约国应严格履行义务，有关各方应保持克制，不要采取任何可能加剧紧张局势的行动，继续通过政治和外交努力寻求解决问题，争取尽早恢复六方会谈；决议排除了授权使用武力的可能，未对朝鲜实施全面制裁，并表示将视朝鲜遵守决议情况调整、暂停或取消对朝制裁措施。应该说，这一决议是目前唯一能够调整朝鲜进行核试验问题的国际法律文件了。然而，安理会毕竟是一个执行机构而非造法机构，安理会的决议，制定的是执行措施而非法律，且这些执行措施应当以国际法为依据。1718号决议并没有说明其所依据的国际法，而只是对朝鲜进行核试验表示谴责、提出要求，这就导致其在自身内容的权威性与有效性上打了折扣。更为明显的是，由于受到地缘政治因素的影响，1718号决议仅仅对朝鲜作出了有限的制裁(且此类制裁实际上早就被很多国家实行了)，并未授权成员国实施全面制裁或采取武力行动以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因而基本上，这就是一个只能口头上说说、而且还说不出法律依据的决议。其结果，就是尽管受到1718号决议所施加的国际压力，但朝鲜实际上并不需要为此决议承担太多的国际责任。 单方法律行为。单方法律行为也是一种创设国际义务的依据。因此，如果朝鲜作出并维持其放弃核试验的单方承诺，那么它就要为履行这一承诺承担法律义务。2005年9月19日，第四次六方会谈的代表通过了一项《共同声明》，在该声明中，朝鲜承诺放弃一切核武及现有核计划并早日重返《核不扩散条约》，美国确认其在朝鲜半岛没有核武器并无意以核武器或常规武器攻击或入侵朝鲜。之后六方代表于2007年2月13日通过的第五次六方会谈共同文件重申将根据“行动对行动原则”，分阶段落实《共同声明》。此外，1992年朝鲜和韩国还曾经共同签署《朝鲜半岛无核化共同宣言》，朝韩两国承诺，不试验、不制造、不生产、不接受、不拥有、不储藏、不部署、不使用核武器；和平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