承认问题是国际法上一个古老而又常新的问题.docVIP

承认问题是国际法上一个古老而又常新的问题，论述虽丰，却很少有为普遍接受的。政府承认作为其中重要的一个方面，长期以来在各国的外交实践中一直占有一席之地。但是，无论是各国的政府当局还是国际法学者，还远未能在有关的一些基本问题上达成一致。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成立以后，适应外交形势的需要， 在政府承认方面提出了一系列新理论，其中之一就是相互承认理论。按照相互承认理论，一个既存政府在对新政府作出承认时，新政府也同时承认既存政府，双方互为承认者和被承认者。同时，双方的承认互为前提条件，任何一方的不承认必然导致另一方的不承认。 相互承认理论的提出，突破了传统国际法理论中关于政府承认的观点，非常现实地支持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的外交实践， 在一些中国学者笔下被认为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对承认法的贡献。从相互承认理论中能够得出这样的结论，即既存政府反过来被新政府所承认，不但是可能的，而且是必要的，否则将对国家主权平等这一国际法基本原则构成挑战。然而，除了苏联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的承认实践以外， 我们难以找到支持相互承认理论的广泛的国际实践。而且，不论是苏联政府还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对相互承认的运用都有一个显著的共同特点，那就是同时伴随着建立外交关系的宣告。这就不免使人怀疑所谓“相互承认”其实是“相互建交”的另一种说法。无疑，相互承认理论给国际法学说带来了一定程度上的困惑。消除这一困惑的关键，首先在于明确政府承认的一些基本理论问题，并在此基础上对相互承认的理论和实践进行客观的评价。本文将围绕上述问题，密切结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的承认实践，从不同的角度进行探讨。　一、关于政府承认　（一）从概念上看，政府承认是一种主要由既存政府肯定新政府地位的行为。承认是国际法领域中颇难定义的概念之一，因为它往往被各国政府用作外交政策的工具，来表示对国际关系新情况的同意与否，而且没有明确清晰的习惯法规则来对其详加阐述， 法律观点上的分歧非常大。多数学者的著作中均将其仅作现象描述甚至略过不提， 只有少数著作进行过这方面的尝试， 至于给政府承认下定义的就更少了。 政府承认一般来说发生在某一新政府以破坏国内法律秩序的方式掌握政权的情况下， 如内战、革命或政变。 也就是说，政府承认所针对的对象是新政府，这在绝大多数国际法著作和外交实践中都是被不假思索地作为公理来对待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承认外国政府的情况也多数如此。 例外的一种情况是对长期未被承认的政府的承认， 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的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自1949年成立至1971年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二十余年中得到了世界上相当多国家政府的承认，1971年以后更是得到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政府的承认。然而，外来势力的干涉造成前中华民国政府残余在台湾地区得以保存的局面，仍然有个别国家无视事实而承认已在国际法上不复存在的“中华民国政府”，这就使得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的问题在它建立四十多年之后仍未消失。在极少数例子中，出于政治上或尊严上的考虑，有的新政府也提出对既存政府的承认问题。 这种特殊的外交实践被中国的一些学者用作相互承认理论的实证依据，认为新政府同样也可以承认既存政府。但是从一般的国际法著作来看，大多数学者均倾向于认为承认是既存政府针对新政府作出的单方面行为（这从他们给承认所下的定义中可以得到证实），相互承认的概念并未得到广泛赞同。（二）从性质上看，政府承认是一种深受政治动机影响的法律行为。在承认究竟是政治行为还是法律行为的问题上，国际法学者们之间存在着分歧，有些学者认为承认纯粹是一种政治行为，更多的则肯定承认是一种包含政治因素的法律行为。 对于法律行为的含义其实有两种理解，一种仅指承认的效果是法律性的，另一种则认为承认的给予及效果都是法律性的。在这两种不同的情况下，对政治因素的说明也是不同的。如果将法律行为理解为“承认的效果是法律性的”，政治因素就是指承认的给予是政治性的，可由各国根据政治考虑自由决定，只有给予承认之后才产生法律效力；相反，如果将法律行为理解为“承认的给予及效果都是法律性的”，政治因素仅指在给予承认的时候对其法律条件的应用是政治性的，各国无权决定承认的法律条件和法律效果。但是无论怎样，承认行为是永远不可能脱离政治考虑的。一般来说承认不是义务，但也不是完全不接受国际法约束的政治行为。那种认为只有将承认作为义务才能体现其法律性质的观点是片面的。一旦具备了政府的要素，一个政府就有权代表其国家开展对外交往活动，它的基本权利也就是其所代表的国家在国际法上应有的权利。其他国家可以不承认该政府，但必须尊重这些权利，不能因为政府未被承认而否认国家的这些权利。不承认政府可能是合乎政治考虑的，但否认国家的权利则是违反国际法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既存政府对新政府是负有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