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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的失衡 2013年10月29日　　来源：《国际关系研究》(沪)2013年2期　　作者：俞正樑近年来，美国关于其战略调整和走向有过各种定义，如“战略重心东移”、“重返亚洲”之说，凸显亚太地区在美国全球战略中的地位急剧上升。但是，上述表述难以全面、准确地概括此次战略调整的错综复杂和不确定性，且已造成破坏性后果，从而引发国内外许多争议和反思：一是认为“东移”或“转移”歧义较大；二是认为美国从未离开过亚太地区；三是过于明显地围堵中国。于是，美国随即改称“亚太再平衡”战略，对其战略意图尽可能加以掩饰，对其关注重点作重新调整和进一步充实。美国对这一战略的不断诠释并未导致一个十分清晰的战略，华盛顿几乎没有人能够准确阐释什么是“再平衡”，战略设计中存在太多的矛盾性和不平衡性，以致外交界人士怀疑该战略是否会变成“烂尾楼”。 亚太地区是21世纪世界经济发展的希望所在，美国将战略重心放在此区域是时势使然。况且，美国新国防战略强调，从西太平洋和东亚延伸到印度洋和南亚这一弧形地带具有极大战略重要性，美国必须恢复亚太地区的平衡。亚太再平衡战略只不过是美国对亚太地区的战略重点转移与全方位战略重新布局的重要部分，是战略守势与战略攻势的辩证统一，是综合性战略因素共同促成的结果。必须强调的是，其中每一个战略因素都包含了中国因素。其实，亚太地区战略力量对比从未平衡过，一直处于向美国一边倒的战略态势。美国所谓的“再平衡”，实质上是怕被中国“平衡”。亚太再平衡这一新定义，较为清晰地勾勒出美国现阶段战略调整的方向和态势。亚太再平衡战略虽然貌似一种攻势战略，却有其内在困境。它所引发的不平衡或失衡日渐暴露，不断导致该战略被“再平衡”，因此，何时能真正实现战略转移，还有很多不确定性。 一、国内失衡 当前，美国内外交困，对内面对严峻的经济形势和赤字、失业率双高的巨大压力，对外面临欧洲困局、中东乱局和亚洲变局。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主席杰茜卡·马修斯认为，最紧迫的挑战是由欧美无力解决各自的财政和金融危机引发的西方民主模式的危机，以及对美国“退隐”的担忧，将对2013年乃至以后的全球事务产生越来越大的影响。这是美国首先要面对的危急形势。 深层次的原因在于美元霸权日趋衰弱，债务上限不断突破，科技创新能力下降，实体经济呈现虚拟化。这是美国最大的战略局限，导致其再也无法维持全球扩张和最大的国际公共产品提供国地位，地缘政治也不敌地缘经济。这是一个长期性趋势。 由于深陷经济危机、实力下降，美国首先要平衡内外两个大局，平衡国防与经济，大幅度削减军费和对外开支，重点确保经济增长。“财政悬崖”或“后财政悬崖”都涉及长期性的财政困境，防务和外交必然受到极大掣肘和制约。尤其在安全问题上，本应是战略决定国防预算和军事结构，而今是财政决定一切，即使全球战略收缩、调整、突出重点，现有资源仍难以确保亚太再平衡战略之所需。经济危机使该战略先天不足，经济与军事严重失衡，不得不以军事为先导，以展开军事力量为主。经济困境还使战略构想与实施能力之间呈现出很大落差，而实施能力不足又会反过来给内政带来压力。 奥巴马进入第二个任期，仍然面临着振兴经济的严酷任务，以超高赤字拯救经济危机、推进医改和金融监管，对外收缩如何落实，住房市场和就业市场能否顺利复苏等问题依然十分严峻，军费也在持续减少，美国是否有足够的财力来投放亚太值得怀疑。内政作为支撑亚太再平衡战略的基础，给该战略的未来命运投下了浓重的阴影：心有余而力不足。但就亚太国家的期待而言，美国的亚太再平衡战略不应该是一种口惠而实不至的表面宣示，必须要有实实在在的人力、财力、物力的大量投入。但就美国当前情况来看，联邦债务危机迫在眉睫，经济复苏依旧乏力，就业形势依然严峻，美国政府连自己都缺钱花，也很难向外部世界作出令人信服的承诺。美国财政捉襟见肘是对亚太再平衡战略最有力的制约，就像白宫拒造用于摧毁行星的终极武器“死星”一样，白宫的理由简单明了：“我们正努力减少、而不是扩大赤字。” 二、全球失衡 亚太再平衡战略在世界上表现为美国全球战略的失衡，即在平衡其全球存在以确保战略重点的过程中发生了不平衡。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美国全球战略的重心在欧洲和大西洋，其间虽然在东亚、东南亚、中亚和中东发动过战争，但其战略重心没有转移过，也就是说战略重心和阶段性用兵重点是两回事，可以存在背离状态，但后者必须服从前者。 在奥巴马政府看来，“9·11”恐怖袭击发生后，美国一头扎进全球反恐战争，阿富汗、伊拉克两场战争消耗了美国太多的精力和资源，亚洲遭到了“战略忽视”，令中国全面崛起。于是，美国把战略眼光投向亚太地区，进行战略纠偏和再平衡。但真要将其战略重心转移到该地区，却颇费思量，贸然行动，后果难料。美国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罗姆尼断定，美国的地缘政治敌人是俄罗斯。俄罗斯的复兴一直是美国放心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