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研究法》书评.doc

梁启超是近代新史学的创始人，竟此一时代，是现代学术古今变迁，中西文化开始大交流、大碰撞的时代，新史学在此时代应运而生，而近代每一个学科的成立都要求其方法论体系的建立。梁氏的《中国历史研究法》，可以说即是梁氏史学的导论，也是近代史学转型期的一部名著，自它以后，关于历史研究方法的著述层出不断，如钱穆的《中国历史研究法》等，可见梁氏此书对于近代新史学的深远影响。因此，比较细致地看了他的《中国历史研究法》和〈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来写这篇书评的。史学是梁氏学术的中心，林志均在《饮冰室合集》序中说到：“知任公者，则知其为学虽数变，而固有其坚密自守在，即百变不离史是已。”梁氏史学著述颇丰，包括《戊戌政变记》、〈中国史叙论〉、〈新史学〉、《李鸿章传》、〈王安石传〉、〈辛稼轩先生年谱〉等等以及〈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和〈晚清学术概论〉两部学术史名著，而其史学的导论性著作，即这部《中国历史研究法》以及《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据陈引驰先生为其作的序中而言：“《中国历史研究法》是梁启超在天津南开大学的讲义，时在一九二一年，次年商务印书馆印行出版。这部说是梁氏史学的绪论性文字，原拟作为〈中国文化史〉的导引：一九二一年底在〈改造〉上陆续刊出时，在〈中国文化史纲〉题下标作‘篇首《中国历史研究法》’；第二年初版也以‘〈中国文化史稿〉第一编’为副题，今〈自序〉中所称‘〈史稿〉’即指此而言。因此，它可以说是梁启超史学观的集中展现。”〈近代史学转型期的一部名著——中国历史研究法序〉从中可窥见此书产生之源流。全书分为六章，并自序和附编，自序简言其著书之原因极其历程，第一章言史之意义及其范围，第二章言过去之中国史学界，第三章言史之改造，第四章说史料，第五章言史料之搜集与鉴别，第六章言史迹之论次，附编则言研究文化史的几个重要问题。此即为本书之章法结构，下文再详述之。概如梁氏在序言中所说，随着近代中国社会的变迁，文化学术的变迁也成为一种必然，“是故新史之作，可谓我学界今日最迫切之要求也已。”（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自序）而随此产生的新史学之任务，即如梁氏在本书序言中所论述到的那样：“近今史学之进步有两特征，其一，为客观的资料之整理；其二，为主观的观念之革新。”（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自序）而其书以下之章节，即是围绕此二中心问题所展开的论述。而其行文方式，则是前三章言治史之主观观念，后三章言史料之整理。近现代史学之主观观念，概皆逃不出汤因比在其《历史研究》中所言的两种形式，一则为受近代工业社会影响的科学研究式的治史方法，一则为治史学的学者，多逃不出民族性这一特点。梁氏所处的时代，正值中国社会之大变迁，中西文化交流、冲突、摩擦的时代，身处这一时代的历史学者，尤其是象梁氏这样有一定政治社会背景的历史学者，虽不一定是象有的评论家说的那样他是因为政治生涯的失意也转向了学术之路，但其毕生之经历，对其治学还是有影响的，这一点他自己在书中也承认了，如他所说：“吾二十年前所著《戊戌政变记》，后之作清史者记戊戌事，谁不认为可贵之史料？然谓所记悉为信史，吾已不敢自承。何则？感情作用所支配，不免将真迹放大也。”（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第109页）再如康有为的《孔子改制考》等，纯属为政治搞宣传的文以载道的东西，其学术价值根本就不用提了，而梁氏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还小赞了一下。因此，梁氏对于史之意义之论述并没有逃脱这个圈子，他在第一章史之意义及其范围中论述道：“史者何？记述人类社会庚续活动之体相，校其总成绩，求得其因果关系，以为现代一般人活动之资鉴者也。其专述中国先民之活动，供现代中国国民之资鉴者，则曰中国史。”（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第1页）由此而观之，梁氏这部中国历史研究方法，概只就一民族之文化史的范围之内来整理探求民族之过去，以为现在、未来借鉴。因此，没有逃出民族性既是其不足之处，也是中国新史学建立之必须，此概与西方同，实现汤氏所言的现代史学方式解构的后现代史学，皆是在此过程之后，中国近现代之史学也是要经历这一过程的。尽管这一过程本身，无论是现代史学的研究方法还是后现代史学的研究方法，其中都多杂时代精神和史学家自身之主观性，而史实往往因为夹杂太多之主观色彩之文字中而难以辨别，这种现象虽说是古以有之，如北宋朝之王安石变法，因后记史者之主观色彩过浓而时至今日仍然争论不休。而梁氏对于这一点是有觉悟的，他在此书中论述道：“著述者无论若何纯洁，终不免有主观的感情夹杂其间，治史者明乎此义，处处打几分折头，庶无大过矣。”（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第109页）当今之法亦然，试想几千年后，时代精神之巨变，后世之人想明今世之史实，恐怕是要在恐怕是要在大漠狂沙里淘金了。是书第二章详述过去之中国史学界，其意图大概一则对于前代治史方法进行点陈述，二来主要是为其史学之改造张本，以详述其新史学研究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