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品】2015年中国古代史学史研究74.doc

2005、2006年中国古代史学史研究廉敏2005、2006年中国大陆学者对中国古代史学史的研究大致表现为著作数量增多、跨断代研究减少、断代研究的基本格局略有沉浮的状况。分述如下： 一、著 作 相关著述20余部，可分为以下两类。 综合类。这类著作又包括通史、理论、汇编等等。谢保成主编的三卷本《中国史学史》(商务印书馆2006年10月)是一部鼎力之作。该书突破了过去以断代为序的叙述模式，以中国史学自身发展为基本线索，采取按时间跨度和按基本系列相结合的框架，充分利用传统史书以外的其他材料，综合探索了中国史学的发展及其演变趋势。以叙述为主、评论为辅，力图突出史实，为其一大特色。瞿林东著《中国史学通论》(武汉出版社2006年5月)是一部通论史学的理论著述。书中阐述了史学的性质、内涵、品格、表现形式以及史学与人生、社会的关系，史家与史学的关系等问题，是作者40年研究中国史学尤其是中国古代史学史的理论结晶。张爱芳选编《中国古代史学家年谱》(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5年6月)收入自汉迄近代著名史家年谱计30余种，提供了重要的研究资料。瞿林东主编《史学理论与史学史学刊》(2004—2005年卷、2006年卷)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先后于2005年11月、2006年9月出版，各卷均反映出当年中国古代史学史研究信息(尚有中国近现代以及国外部分)，具有鲜明的代表性与前沿性。 个案类。此类研究主要集中于先秦、汉、明、清代史学。张高评《春秋书法与左传学史》(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6月)收入同一主题的文章十篇，探讨《春秋》的笔法、“春秋学”研究法、《春秋》与《左传》的影响、《春秋》原始文本、“春秋学”回顾等五方面问题。袁传璋著《太史公生平著作考论》(安徽人民出版社2005年12月)集合了作者多年从事《史记》教学与研究的成果，对司马迁与《史记》在中华文明史上的地位、生平疑案、今本版本溯源、以往断限说的检讨等重大问题均有所突破和创获。杨艳秋《明代史学探研》(人民出版社2005年12月)在明代目录学中的史部分类、嘉靖与万历以来的史学思潮、明代的史学批评和史学理论、明代私家所修当代史等问题上多出新论，涉及史料之富令人赞叹。孙卫国著《王世贞史学研究》(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年5月)主要研究了明代史学家王世贞的史学思想与史学活动，并对他的主要史著进行了考辨与分析。钱茂伟、柴伟梁著《遗民史家——谈迁传》(浙江人民出版社2006年4月)详细真实地介绍了明清之际史学家谈迁的生平活动、思想发展、学术成就、社会交往，并注意叙述传主生活的社会环境、文化氛围、学术思潮、师承传习、历史影响等。杨载田《徐霞客及其(游记)研究》(中国文史出版社2005年8月)提出了一些新的观点。白兴华著《赵翼史学新探》(中华书局2005年8月)从新的角度，运用新的方法，对赵翼的史学成就进行了全面系统的研究和探讨。 二、通代类论文 宏观研究。即对中国古代史学史的整体认识。在这两年里，有关研究虽罕见得力之作，但从某一侧面进行宏观把握的文章则不乏佳品。例如，从学科的角度，朱维铮在《历史观念史：国病与身病——司马迁与扁鹊传奇》(《复旦学报》2005年2期)一文中提出：从史学史的角度陈述历史观念史，与一般的中国思想史或中国哲学史，如何体现分工?文章指出，或许中国传统史学对传统医学理论的借用正暗含着某种回答。姑且不论其观点，将一个混淆至今、尚未识破的问题揭露出来，就有着重大的理论与实践意义。这也是作者在史学史研究另辟蹊径的征途上发现的又一个难题。从哲学的角度，王达三的《史义与中国传统历史哲学》(《温州大学学报》2006年2期)等文提出，“史义”即是中国的历史哲学，其中包含“历史之大义”与“吾心之精义”两部分，这与西方历史哲学存在着重大差异。从文本的角度，李洪岩《中国古代史学文本的理论与实践》(《文史哲》2006年5期)将古今史学在理论上强调客观主义却在实践上表现出文学化的现象结合起来，并参照后现代主义史学思潮予以观照，提出借鉴后现代主义的批评将会使历史学在处理科学化与艺术化这一矛盾时变得更加自信。从民族文化交流的角度，范丽君《蒙古历史编纂学中的汉文化因素》(《内蒙古社会科学》2006年1期)考察了汉族历史编纂学对蒙古历史编纂学产生影响的阶段、表现等。 微观研究。主要讨论的是中国古代史学中的一些具体问题，如笔法、编纂、正统论、史注、史志等等。张金梅《近三十年来国内外“(春秋)笔法”研究的回顾与展望》(《兰州学刊》2006年8期)指出，近三十年来“《春秋》笔法”的研究主要表现为与经学、与史学、与诗学以及综合与中西比较研究，还大有研究和开拓的余地。胡友笋《论“述而不作”的学术传承性》(《天中学刊》2005年3期)指出以往的阐释囿于“述而不作”的字面意义而忽视了其学术传承性的价值，文章旨在辨析其真正内涵。乔治忠《论中日两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