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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教育 作者：沈从文 《艺术周刊》的诞生 　　在中国，学艺术真可怜得很。一个高中毕业的学生，入了艺术专科学校后，除了跟那个教授画两笔以外，简直就不能再学什么，更不知还可学什么。记得在上海时，曾晤及一个在艺术学校教图案的大教授。他说不久以前他到过北京。我问他对于中国古锦的种类，有不有兴味研究，对于中国铜器玉器花纹的比较有不有兴味研究，又问及景泰蓝的花纹颜色，硬木家具的体制，故都大建筑上窗棂花样，一串问题他皆带点惊愕神气用一个“否”字来回答。到后我把眉毛皱了一下，大约被他见到了，他赶忙补充似的说道：“我是教图案画的，我看到济南的汉石刻画，真不坏！”我当时差点嚷出口来： “我的天，你原来是教图案画的！” 　　教中国画与教艺术史的，关于他所教的那一行，我也碰过同样的钉子。很少学校能够有一个稍稍完备的图书馆与艺术陈列室，很少学校能够聘研究本国断代艺术史与能够汇通一般艺术的教师。使学生把艺术眼光放宽，引远，且扩大他们的人格与感情，简直就不为从事艺术教育的人所注意。教画的兴味那么窄，知识那么少，教的有什么结果，就可想而知了。 　　凭我们的经验说说，凡是逛过公园的人，总常常见到有学艺术的青年人对那些牌楼很出神的作画。其中有的是大学一年生，有的是大学教授。看看他们的设色，构图，无一不表示他们还在习作。画来画去不离公园牌楼或树林白塔，他们的勤快与固执，真使人想起他们学艺术的方法选取题材的眼光，有点为他们发愁！除了公园中的牌楼，一个学艺术的就无可学处？谁需要那么多牌楼画？ 　　使学画的居然能够同钓鱼游客一样，在公园林荫中从容作画，艺术教育指导者当然应负点儿责。在公园作画不是罪过，但先生们若知道多一点，也就会教学生们把学习范围放宽一点儿。然而目前先生们多少有些是画点牌楼终于成为教授的人，并且先生的先生说不准还是画这类玩意的专家！这个取证并不困难，我们只须跑到什么洋画展览会上去看看，数一数有多少幅油画的题材完全相同，就明白了。一个展览会若有三小幅画取材调色足使艺术鉴赏家惊讶，那么，这画展就不算失败了，间或有一两幅眩目惊人，过细看看，布局设色仿佛很熟，原来那是摹来的。 　　西洋画不会得到如何成就，还有可原谅处。所学的时间太短，教师对于大千世界的颜色与光，点线与体积，既无相汇的理解，世界上的一切光色点线自然便不能使他发迷。他虽学画，也就只“学画”而已。到外国时独自作一张人体素描，在解剖学方面不陷于错误，就得花不少时间。他原无那么多闲空时间。他一生也许画过几次石膏模型，但多数却学“油画”。回国来把他自己从博物院临来的或经教师改正过的几十幅画，作一次公开展览，于是自然而然各以因缘作了人之师。试想想，这样的教授能教什么授什么？其中聪敏一点的，强作粗犷，抛去一切典则，以为可以自创一派。同样是聪敏，而又想迎合习气，在中国受文人称赏，在外国被人承认为“中国画”的，必转而来画一群小鸡，几只白鹤，雪中骑驴，月下放舟，同时因基础不佳，便取法简易，仍然把粗犷当成秘诀，用大笔蘸墨在纸上大涂大抹了事。 　　学西洋画的不成，还可慢慢的进步，中国画又怎么样？生于中国的现在，人在大都市，上海、北京或南京。印刷术已十分进步，历史上各时代的名画，学艺术的差不多皆可以有机会见到。但看看我们从艺术学校得到好教育的国画家……说到这里不知得感谢还是得批评几个时下的名人。因为他们的“成功”，以及回老家来的洋画家的“摹仿成功”，各人皆把“成功”看得那么简单容易，多数学生皆以能够调朱弄绿画点简单大笔花朵草虫为满足，山水画也就永远只是隐士垂钓远浦风帆，诗人窗下读书与骑驴过桥那一套儿。一个国画展览会不必进门，在外边我们也就可以猜想得出它的内容：仿吴昌硕葫芦与梅花，仿齐白石虾蟹与紫藤小鸡，仿新罗折枝，仿南田花果，仿石涛，仿倪高士……仕女则临费小楼，竹子则法郑板桥。这种艺术展览会照样还将有些方块儿字屏条对联，又是仿刘石庵，何绍基，于右任，郑孝胥。他们这样作来，就因为学校只告诉他们这些，他们只知道这些。 　　大凡一个对中国前途毫不悲观的人，总相信目前国家所遭遇的忧患，还可以依赖现在与将来的一些青年人，各在所努力的事业上把恶梦摆脱。且相信不拘在政治，在艺术，在一切方面，我们还能把历史上积累的民族智慧来运用，走一 条光辉眩目的新路。但那点儿做中国人的勇气与信心，真没有比入一次什么艺术展览会的大门更容易受挫折了。 　　所谓现代艺术家者，对于这个民族在过去一份长长岁月中，用一片颜色，一把线，一块石头或一堆泥土，铜与玉，竹木与牙角，很强烈的注入自己生命意识作成的种种艺术品，有多少可以注意处，皆那么缺少注意，不知注意。各自既不能运用人类智慧光辉的遗产，却又只想陡然的在这块地面创造新的历史。政府对于艺术教育原是无所谓的，请这些人来主持艺术学校，除了花钱真不知还有过什么安排。一切既全由校长先生主持，一个艺术学校照例就只是以中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