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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一6世纪中西间海上航线的变化 石 云 涛 3至6世纪，中国所知南海以西国家，史载约有40余国。(1)从海道东端即中国方面看， 由于分裂割据的局面和地理位置的原因，利用海道与西域交往的，主要是三国时吴、两晋 和南朝诸朝。这一时期，由于各国航海水平的提高和造船技术的进步，海上交通的条件有 了很大改善，中西间海上交通与交流比之两汉有所发展是以此为基础的。本文想在前人研 究的基础上，对这一时期海上航线的变化略作探讨。为了叙述的方便，我们把魏晋六朝时 中西间海上航线分为三段。下面略加申说，敬祈教正。 一、中国南海国际贸易港的变迁 汉武帝平南越，置九郡，其中交趾、九真、日南三郡皆在今越南境内。汉时徐闻、合 浦曾为中国使节和商舶的始发港。后来，广州之番禺和交趾 (交州)之龙编、日南作为国 际贸易港在中西间海上交通的地位日益重要。 交趾从西汉以来，一直是南海交通之重要港口。(旧唐书地·理志)云:“自汉武已来， 朝贡皆必由交趾之道。”由于交趾进入中国版图，加快了汉化进程，促进了经济文化的发 展。三国时士燮任交趾太守40年，在汉末动乱的年代里，保全一方，交趾成为当时中原 人士理想的避难地，士人南避者以百数。交趾从原来的 “炎荒”、徽“外”发展到财货充盈 文明昌盛之地。吴黄武五年 (226)士燮死，昊始分合浦以北属广州，以南属交州，交州 与内地的联系进一步密切。交州治龙编，龙编成为中西间重要的国际贸易港。(z)史书记载 南朝与海南诸国海路里程有时以交州为坐标，(南齐书·蛮传》云:“南夷林邑国，在交州 南海行三千里”。交州可以通过扶南属国顿逊与天竺、安‘息等激外诸国进行交通贸易，(梁 书诸·夷传)云:扶南南界三千余里有顿逊国， “顿逊之东界通交州，其西界接天竺、安 息，徽外诸国往还交市”。说明顿逊在交州与海外诸国交通中的重要地位。西域各国商人 经顿逊至中国，云集交州，所以 (宋书·夷蛮传)史臣论赞云:“商货所资，或出交部，泛 一 35 一 海 交 史 研 究 2004年第2期 海陵波，因风远至，又重峻参差，氏众非一，殊名诡号，种别类殊，山深水宝，由兹自 出。通犀翠羽之珍，蛇珠火布之异，千名万品，并世主之所虚心，故舟舶继路，商使交 属。”由于交州在海上交通的重要，(水经注)卷1引康泰 (扶南传有 “自交州至天竺最 近”的说法。 由于海上交通的发展，广州在对外通商方面日益取得与交州相等之地位，番禺、龙编 取代了两汉时代的徐闻、合浦两地。广州之治在番禺，番禺成为与龙编鼎峙而立的重要港 口。广州对外通商始于秦。秦始皇经略南越，(淮南子 ·人间训)谓其目的在于 “越之犀 角、象齿、翡翠、珠巩”。南越即都于番禺，(汉书·地理志)称南越 “处近海，多犀、象、 术帽、珠矶、银、铜、果、布之凑，中国往商贾者，多取富焉。番禺一都会也”。魏晋以 后，广州尤为外国商货之所聚。(晋书·吴隐之传)云:‘“广州包带山海，珍异所出，一筐 之宝，可资数世。”(南齐书·东南夷传)记载:宋“末，扶南王姓侨陈如名阁耶跋摩遣商货 至广州。”同书 (王现传)云:“广州刺史但经城门一过，便得三千万也。”在对外贸易方 面，广州经常被人与交州并提，(南齐书·南蛮传)云:“藏山隐海，环宝溢目，商舶远届， 委输南州，故交广富实，韧积王府。”晋《书·义阳城王望传)云:“(司马)奇亦好畜聚， 不知纪极，遣三部使，到交广商货，为有司所奏。” 梁《书 ·王僧孺传》记载:南海 海“舶 每岁数至，外国贾人以通货易。旧时州郡以半价就市，又买而即卖，其利数倍”。(南史 · 吴平侯景传》附子萧励传记载，梁时由于 “外国舶至，多为刺史所侵，每年舶至不过三 数”，后来萧励任广州刺史，“纤毫不犯”，于是每年至广州之外国船舶多至十余艘。励“征 讨所获生口宝物，军资之外，悉送还台。前后刺史，皆营私蓄，方物之贡，少登天府。自 励在州，岁中数献，军国所须，相继不绝，武帝叹日:朝‘廷便是更有广州。”，番禺和龙 编作为国际贸易港之兴盛局面，一直相沿至宋，南宋周去非 (岭外代答)卷1云:“至今 八桂、番禺、龙编，鼎峙而立，复秦之故云。”南朝自扶南、天竺、师子诸国来华僧人中， 大多止泊于广州，如求那跋摩于刘宋元嘉年间 会“值便风，来‘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