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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RS与国家财政 财政部国际司 5月28日下午，财政部邀请一些在京的专家学者就“SARS与国家财政”这一主题进行了座谈。会议由金立群副部长主持。参加座谈的有清华大学国情研究中心主任胡鞍钢、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副主任海闻、国民经济研究所所长樊钢、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陈淮、国务院研究室研究员宋宁、北京大学公共卫生学院院长胡永华、中国人民大学财政专家高培勇、世行中国局局长黄育川、亚行驻华代表处首席经济学家汤敏等9人。现将专家学者的一些主要观点整理归纳如下： 、SARS与公共财政 海闻教授首先强调指出，SARS的传染性决定了它具有很强的负面外部性，因而是一种公共危机。面对这样的危机，市场机制失灵，只能由政府直接干预采取公共集体行动。SARS病毒的跨区传染性和地方有限的公共财力又决定了中央财政在制止SARS的流行中要发挥主要作用。 对于财政迄今在处理SARS危机过程中发挥的作用，专家们都给予了较高的评价。SARS爆发后，财政主动出击，果断运用各种政策手段，增加专项支出，减免部分行业的税费，收到了较好的政策效果，对恢复社会信心功不可没。 专家们认为，这次面临突发事件财政之所以能迅速地从容应对，并做出与政府角色能相匹配的反应，得益于前几年打下的公共财政框架基础。胡鞍钢认为这是两次财政改革带来的“红利”，一是10年前中央决定实行中央与地方分税制，这是“双赢”的格局，使中央与地方财政大幅度增加，国家汲取财政的能力迅速提高；二是5年前决定建立公共财政体系框架，政府职能转型，政府支出结构调整，使我们能够在SARS危机的关键时期及时有效发挥公共财政作用。陈淮认为抗击SARS为公共财政框架提供了实践和社会认同的基础，并建议财政部门抓住此次机会向社会广泛宣传公共财政的理念。 但SARS危机同时揭示出了我们在公共财政和公共卫生建设中的很多问题。多年来，我国的公共卫生服务体系落后于经济发展水平，政府对公共卫生系统投入欠帐较多，各医疗机构注重以营利为目的的病后医疗服务，而忽略了预防、保健等公共卫生服务。 从长期看，加强对公共卫生投入的根本出路在于进一步加快公共财政体制的建设，将那些不属于社会公共需要领域的支出项目尽快退出，以打造好保障公共卫生安全的资金基础。 、SARS对经济的影响与财政应急措施 海闻认为，政府抗击SARS的政策目标应分为短期和长期两个层面。短期政策以稳定经济和减少失业为主要目标，不应太在乎当年GDP的增长率。樊钢指出，从经济上分析，在短期内应不计成本地将SARS的传播控制住，否则传染面扩大，长期的成本会大到无法计算。 黄育川、陈淮、汤敏、胡鞍钢等指出，SARS对中小企业、民间投资、低收入人群和弱势群体的冲击最为严重，财政应对这部分企业和人群应予以更多倾斜和保护，并要特别关注SARS对就业的影响。宋宁特别强调公共财政作为二次分配，其基本原则应该是公平优先，兼顾效率，不能把两者的关系颠倒了。但是现已出台的税收优惠政策，受惠方主要是企业，低收入的劳动者没有直接得到好处。当前应该有针对性地对这部分人提供救助。优先支持中小企业的生产自救活动，优先帮助那些濒临倒闭的企业，特别是那些会造成较多员工失业的企业。 陈淮则强调应利用市场机制放大财政力量，利用社会化、市场化力量分担财政风险。他认为现在政府出台的某些措施与保险责任存在错位，应分清政府、企业和个人分别承担的风险责任。政府应推进商业化社会保险体系的建立，对保险公司开发“经营险”等应对重大社会危机的险种给予支持性补贴。政府本身也可以从保险公司买保险，保险公司再将该特定险种上市。此外，汤敏建议应该学习香港等地的经验，动员社会各界力量参与分担SARS给企业造成的损失。如政府号召减免中小企业的房租和水电费等。 不少专家在充分肯定财政应对SARS危机急事急办的同时，也指出了在急办的过程中缺乏相应的法律授权程序问题，并建议今后应该从法律建设上保证类似的紧急拨款程序在事前取得相应的法定授权。 樊钢提醒人们注意SARS的滞后效应和连带效应。他认为SARS带来的负面影响远远超过交通、旅游等几个服务行业，它其实对各行各业都有影响，不仅对消费有影响，对投资也有影响。在目前的阶段，我们宁可将SARS的影响考虑得全面些，估计得严重些，持久些。宋宁指出，我们何时摆脱SARS取决于科学的进展，不取决于行政的控制。在SARS疫苗发明出来之前，我们应该做好与之长期作战的准备。 、财政对公共卫生的投入。 胡永华认为必须区分医疗卫生与公共卫生两个概念。确保公众健康是政府的职责，公共卫生建设是政府投入的重点。海闻则将公共卫生进一步划分为纯公共卫生和准公共卫生。纯公共卫生是公共财政必须要保证投入的，包括重大疾病控制与预防和卫生监督执法。准公共卫生包括计划免疫、地方病防治、妇幼保健和计划生育等，这部分的投入只能随财政能力的增加而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