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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大城市跨江河发展的门槛及特征分析 一、引言 我国城市与河流众多,基于供水和航运等的需要,绝大多数城市的发展都因河而起,而城市大规模跨越大江大河发展则始于1990年代上海浦东开发,例如杭州跨越钱塘江建设江南新区、南京跨长江建设江北新城。在快速城镇化和区域一体化的大背景下,通过跨河战略整合区域空间资源,构建大都市区空间框架,引导城市实现跨越式发展,成为众多沿江城市的共同选择。 二、我国跨江和发展的进程与动力 我国古代城市跨河发展的现象较少,这主要由于受水文条件和桥梁技术的制约,另外建城理念和思想文化也起到一定作用。 这一时期,城市主要滨河发展。一是重要政权的首都;二是通航河流的沿岸城市。代表着政治力量与经济力量推动的结果 近现代随着社会经济发展的提高,出现了不同类型、规模,以不同模式实现跨江河发展的城市,按时间总体上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1840至1949年间):由于帝国主义入侵和工商物流交通运输的兴起,出现了一些以商埠交通枢纽为代表的跨河形态,典型的城市既包括近海滨江型的天津、广州,也包括内陆滨江型的长春、重庆等。 第二阶段(1949至1990 年):为新中国成立到1990年土地开发热潮未起之时,代表性的城市包括太原、兰州、西宁等。有趣的是三个都是典型的内陆城市。 ① 所跨河流大都较小,再加上交通设施、桥梁隧道建设能力的增强,降低了跨越的难度; ② 内在动力在于工业化的推进和城市扩展; ③ 三线建设和西部开发等政策倾斜起到助推作用。 第三阶段(1990 年至今):我国进入城市大规模跨江河发展的时期这一时期涌现出来的跨河城市大部分是大城市,所跨河流也大都是大江大河,地域分布上以东南沿海地区为主,包括前述的上海、杭州、南京、长沙、南昌等。 我国经历多年经济发展和城镇建设积累,城市发展已经到了不可界水则止的程度,人口、土地和基础设施压力不断增大是根本的推动力;其次,中央和地方政府主动的扶持引导也大大促进了跨江河进程,行政区划调整在成功案例中起到重要作用;最后,人们对高生活质量的向往和水岸生态景观价值的回归是重要的文化推力。 三、 城市跨江河发展问题研究综述 国外对于城市跨江河发展的关注起步较早,研究范围也较为广泛,但跨河类型的专项学术研究并不多见,仅在某些著作和文献中有所涉及。日本都市研究会主编的《水网都市》探讨了大阪等城市中的水网变迁历史,水网与城市文化、环境等的关系,Richard Marshall的《后工业社会的城市水滨》则从案例研究的角度探讨了阿姆斯特丹和上海的城市跨江河发展过程。 国内对于跨江河发展战略研究的理论型总结类型较少,主要研究动因为滨江河城市在选择跨江河发展新区时,对发展模式、动力机制和时机选择等方面进行前期论证与分析。 近年来,随着我国选择跨江河发展城市的日益增多,相关研究也逐渐增加,并在原有基础上出现了系统化与科学化的发展趋势 一方面,表现为战略层面的研究从以城市规划单一学科研究为主转向社会学 经济学 工程学等多学科介入,开始对城市跨江河发展机制与模式进行深入的探讨;另一方 面,开始借助新的分析方法和技术手段对跨江河发展的可行性展开论证,并对其方案的实施途径给予了更多关注。 三、城市跨江河发展的门槛因素与可行性评价指标选取 1、城市跨江河发展的门槛因素分析 城市发展受到一定的自然地理条件、技术设施条件和城市结构限制,城市用地扩展、人口增长与投资费用的关系是一种阶跃性的关系。基于影响城镇发展因素的分析研究,门槛理论认为城镇和工业区发展至一定阶段,常出现妨碍其向某一方向发展的限制因素,并将这些因素分为梯级门槛和斜坡形门槛两大类。 一个城市要突破河流束缚,实现到对岸跨越发展必须满足三个克服空间发展成本的基本条件: A.达到跨越式发展条件:城市跨江河发展的先决条件是已经达到跨越式发展的门槛,只有城市的经济、空间、人口发展规模和速度必须达到一定标准,新的城市功能和相应的空间需求得以显现,多中心(Polycentric)布局形态才能获得更高的效益。 工业化与机动化是我国建设用地增长的基本动力,因此,除了上述度量人口,经济的规模类、速度类指标外,城市基础设施供给水平,城市交通需求水平以及城市发展政策也应纳入可行性评价指标体系。 城市居民的住房规模需求在促进城市空间发展模式由 “外溢式“到“蛙跳式”转变时有明显的相关性,但由于住房需求指标可得性较差,故以城区人口密度 /总人口密度来替代,借以衡量城市外溢发展的势能。 B.克服跨河的技术和空间制约:即跨河发展需要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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