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大力方中国研究的“边疆范式”一篇书目式述评.docVIP

西方中国研究的“边疆范式”：一篇书目式述评 姚大力 在阐述民族或族群的历史根源性时，我们过去采用的溯源式叙事范式，恰恰忽略了对于所研究对象的主观归属意识之状况及其历史变迁进行必要的考察；因此便可能很轻率地将某种经过极漫长的历史变化过程才最终形成的结果，非历史地倒追到该过程的开端之时。另外，中国自己的边疆史地学，多侧重于讨论历朝中央政府的治边策略与治边实践，而对边陲社会的回应还缺乏足够的注意。欧美学者在这方面的研究，因此也就更值得一读。 对中国边疆史地的研究，曾经是西方“汉学”（sinology）的一个传统分支领域。它具有一般“东方学”的典型特征，即长于在历史比较语言学的基础上对多语种文献从事极为细密的考据、比勘和解读，并在其中充分融入了清末民初“西北舆地之学”的精湛技术与丰硕成果。1960年代，欧美的中国学研究发生了一次从“汉学”到“中国研究”（Chinese Studies）的重大“范式”转换。在此种整体性学术氛围的影响下，边疆史地的研究取向也呈现出某些相应的变化。一直到那时候，拉铁摩尔（O.Lattimore）早在二三十年之前写就的一系列著作，方才真正受到学术界的广泛关注。它们将汉地社会与中国边疆之间的相互关系及其历史变迁置于极广阔的时空背景下去加以论述。而巴菲尔德（T.Barfield）的《骚动的边疆：游牧各帝国与中国》（1989），则可看作是在本领域内由“重新发现”拉铁摩尔到“边疆范式”的形成这个“过渡时期”的代表性作品。 然而，恰与巴菲尔德撰写《骚动的边疆》差不多同时，相对于西方中国学整体风格的变迁，它在边疆史地研究方面稍见落后的范式转换，实际上也渐臻于完成。根据美国学者勃拉姆（Susan Blum）写于2002年的一篇综合书评的统计，从杜垒（D.C.Gladney）发表《说汉话的穆斯林：人民共和国的种族民族主义》（1991）直到2000年代初，先后出版的相关西文著述中关于傣族的研究有四种，壮族的一种，苗族的三种，纳西族的四种，彝族的四种，白族的三种，满族的四种，等等。她说，西方学术界对中国边疆民族研究的大片空白“正在被填满”；而目前仍剩下的最显著的空白，倒是在当代学术背景下对汉族形成问题的“充分成熟”的分析和讨论（这篇综合书评见JAS64·4[2002]）。 我们都知道，在1960年代欧美中国学研究范式的转变中，人类学处于开风气之先的地位。社会人类学家施坚雅（G.W.Skinner）指出，“中国”不应该被简单地理解为是一个均质化的、“铁板一块”的单一实体；它是经由政治、经济和文化诸方面发展并不均衡的一系列地方区域之间互动与整合而形成的一个系统。在他看来，西方“汉学”的传统已经根本不堪胜任从这样的角度去考察中国历史文化的长时段变迁及其动力。因此，他向新一代的学者呼吁：“‘汉学’死了。‘中国研究’万岁”！我们不应该将欧美“中国研究”的新取向简约为“社会科学化”；因为它同时还深受到诸如韦伯、福柯、迦达默尔、阿尔都塞、哈贝马斯、后现代理论、后殖民理论等各色各样人文性质的“宏大理论”的浸染。但是我们依然不能不钦佩施坚雅对于“汉学”范式的没落所怀有的高度敏感和前沿性思维。 如果说施坚雅所力图“解构”的那个均质化的、铁板一块的“中国”，主要还被限制于汉地社会所分布的地理—文化范围，那么西方中国学在边疆史地领域内研究范式的转换，在一定程度上其实就是要移用施坚雅的思路来揭示汉地社会和非汉族的中国各边疆地区之间互动与整合的复杂历史过程。因此，或非纯出于偶然，将中国边疆史地研究的上述范式转换付诸实现的西方学者，包括巴菲尔德在内，大都是人类学家出身，少数则是具有强烈人类学取向的历史学家。 “边疆范式”的西方中国研究所关注的主题大体分布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古代华夏与其边缘族群相互关系的历史演变。迪·考斯莫（N.Di Kosmo）在《古代“中国”和它的敌人》（2002）里，分别从四种意义层面上的“边疆”，即考古学意义上多文化共生形态的共享边疆、以夷夏相区分的文化边疆、秦汉—匈奴之间以长城划分的政治边界、华夏人群想象中的边疆等角度，去观察公元前一千年至秦汉时代的“中国”与其北方诸部落的关系史。由他主编的论文集《中国历史上的政治边疆、种族边界与人文地理》（2003），更把从同一视角出发的讨论延伸至秦汉以后的漫长时段。此书指出，古代中国所存在的各种“内部边界”及其历史影响雄辩地表明，我们不能将两千多年以来的中国历史，看作仅仅是从某个中心越来越远地向外辐射其政治—文化支配力的单向“熔化”或“融合”的过程。其二是针对现当代中国各少数民族的历史人类学研究。1980年代以来中国逐渐放宽外国学者在大陆从事人类学考察的限制，使得新一代欧美、日本学者因而能够将他们的田野工作从中国的台湾、香港乃至海外华人聚居区等“替代地”真正移入其探察对象的原生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