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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期论文：徽商商道的主要表现 萌芽于东晋的徽商，在明中叶至清中叶三四百年间发展到鼎峰，以其人数众多、活动范围广、经营行业广泛以及资本雄厚的特点而称雄于商界，在中国经济史上谱写了精彩的一页。后由于历史条件的变化，徽商虽然走向衰落，但其仍不失为明清以后对封建经济最具影响力的商帮之一，在儒家思想的影响下形成的徽商商道仍值得我们探索研究。本文主要从商业道德、组织之道、管理之道、公关之道、市场观念和决策之道几个方面展开论述。 一、注重商业道德 受儒家仁本思想的影响，徽商在商业活动中特别注重商业道德，讲究“以诚待人，以信接物，以义为利，仁心为质”，树立了良好的商业信誉，成为中国历史上的一个奇迹。 一方面，诚实守信，义利并重。徽商胸怀善心和良知，注重商业上的无形资产，认为商家与顾客的关系是互利互惠、相互依存的，以君子取财有道为经营的信条和准则，坚持先义后利、诚实信用的商业道德，做到从仁义道德出发，追求正当的商业利润。具体表现为经商时坚持货真价实，童叟无欺，奉公守法，信守契约，薄利竞争，甘为廉贾。这种做法提高了徽商的信誉，博得广大生产者和消费者的欢迎，使徽商在生意场上左右逢源，处处受益。如胡雪岩在创办胡庆余堂时亲笔写下“戒欺”匾，不仅是对于自己药店档手、伙计的告诫和警醒，也是他确立胡庆余堂的办店准则，那就是：真不二价、诚实心慈。戒欺”是胡庆余堂以“江南药王”饮誉120年的立业之本。 另一方面，注重公益慈善。儒商推崇“仁者爱人”不但要坚持在其致富前“君子爱财，取之有道”，“非义之财，坚决不取”，最重要的是推崇“仁者爱人”，其致富后能够做到“达则兼济天下”，积极行善事，广济博施，以回报社会，做到“义行天下”。 如赈灾济贫、兴修水利、修筑道路、捐资助饷、兴建书院祠堂、设置祠田义田等， 这些义举既有利于国家，又造福一方、惠及宗族乡里。从而让百姓对徽商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扩大了整个商帮的知名度，得到社会的广泛认同。 二、组织之道 在组织结构上，徽商将宗族、商帮与行会相结合，加强了徽商的凝聚力。受中国宗法社会中家国同构的特点及儒家思想中关于“礼”的思想的影响，徽商在组织经营活动时还带有明显的宗族色彩。当徽州人因为地薄人多的恶劣自然环境被迫经商时，家族力量的作用就明显地表现出来：为徽商提供教育、资本、人力资源、信息支持，促进徽商的发展。当然，徽商也没忘记对宗族的反哺，他们将用人策略与传统的“血缘乡谊”相结合，重用同宗、同族或同乡之人，扶持本宗族后来经商者，一些徽商大贾对宗族子弟授予资金，指导经营，盈则薄取其息，亏则宽其偿还期限或不要偿还；在这些优惠条件下，受委托的宗族子弟往往都能够发财致富。此外还捐输宗族建饲堂，修族谱，置祭田，建宅台以资族人居住。 徽商在各地建立的商业会馆、行会，对外可以应付、处理来自官方及社会有关本帮商务事宜，对内约束同业人员的不轨行为，这种约束主要依靠商人的自觉。会馆内有共同规定的规章制度、集体祭祀、社会公益、守望相助等，既能给旅居外地的商人增加心理上的安全感，又能增进乡谊，联络感情，同心协力，实现互帮互助，扩大了徽商的整体影响力，维护同乡商人的利益。 三、管理之道 儒家思想十分强调和谐、中庸思想，孔子曰：“和为贵”，孟子云：“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徽商受儒学浸润颇深，自然深谙和协之道，并用来指导他们的经商实践，从而形成一种团结协作精神。他们实行仁德，重视血缘亲情，讲究忠孝礼仪，对员工推心置腹，体恤周到，以增强员工的凝聚力，营造商家内部的有序关系和谐气氛。 徽商知人善任，重视员工作用。在人才挑选上，徽商尤其重视人才的道德品质，以“目光远大、德才为上、诚信为本、吃苦耐劳”为用人的标准。在人才培养上，除了对其专业技能的培养之外，还注重对其思想观念的教育，灌输儒家见利思义、诚实守信、仁者爱人等思想观念，以提高员工的职业道德。在人员激励上，实行利益共享，从而提高员工的工作积极性。如对经营效益好的员工实行分红。 四、公关之道 徽商擅长公关，他们广交当地达官贵人、名流贤士和文人墨客，营造了良好的经商环境和舆论认可。在中国封建社会力，皇权之上，国家的权利高于一切，商人的利益必须依靠封建国家得到保护。官本位是一种按官职大小确定他们地位高低的官员特权制度， 一旦进入官员士大夫行列， 就有诸如可以免除谣役、躲避赋税等等特权， 与商人的那种不堪重负的赋税等等形成极大的反差，徽商要生存下去，必须要依附地方官吏，获得政治保护。因此，徽商往往要么通过学识相交、联姻结交、报效攀援等方式结交官府，要么直接通过科举入仕、购买官职等方式，直接入仕，获得政治上的庇护，免除各级地方其他官员的无端勒索压榨。徽商由此取得垄断经营权，扩大了徽商的影响力，提高了声望，更加有利于竞争。因此，这就促进了徽商贾而好儒的习俗的形成，通过经商为读书提供经济保障，再通过读书入仕光大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