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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生活与国家控制 ——民国时期地方文化与国家文化在公共生活中的对抗 王笛 这篇论文以成都茶馆为焦点，考察作为公共空间的茶馆与国家的关系，特别是揭示地方文化与国 家文化在公共生活中的对抗。从晚清以来，政府利用维持公共秩序为借口，颁发各种禁令和规章，加 强了对茶馆的控制，从晚清到民国时期地方政府制定了许多规章，仅目前我所掌握者便有15个之多， 及茶馆的各个方面，包括登记注册、禁止赌博、控制帮会、演出娱乐、营业时间、警察监督，等等。 其中一些包罗万象，但一些仅针对某一方面。在这15个规章中，9个为综合性的，2个涉及公共卫 生，3个关于茶馆戏园和表演，1个规定茶馆数量和营业时间的限制。虽然这些规章在不同时期发布， 但从对茶馆的总体政策来政策看，并无大的差异，表明了对地方政府对茶馆控制政策的持续性。不 过，我们可以看到在40年代末，政府十分明显地加强了对茶馆的进一步压制，1948年国民党政权已 日薄西山，却仍然有余力颁布四个规章，可见控制茶馆对当局来说是多么重要的议程。 在晚清，改良者和政府视地方风俗为“不文明”和“落后”的，试图按照西方或日本模式进行改 造。在辛亥革命后，地方军阀抵制中央政府的政治统一。直至1936～1937年，国民党和国民政府才最 后确立了对四JII的控制，从而在地方加快了建立一个统一的国家文化的步伐。地方文化抵制现代化旗 号下国家文化的同一模式，在抗战和内战时期达到了顶峰。限制对茶馆这样公共空间的使用，或把这 些空问置于国家的监视之下。这些规章无疑使国家的权力进一步介入城市社会生活，也引起民众不断 的抵制。 环境控制 大多数低档街角茶铺的条件很差。稍上档次的茶馆则肯花钱把茶馆的环境营造得宜人一些，而低 等茶馆主要为下层民众服务，为了尽量降低成本，卫生状况经常被忽略，当然它们的顾客更关心茶叶 是否足量，环境是他们关心较少的问题，或者他们对简陋、脏乱的环境更具忍受力。李劫人是这样描 述晚清的下等茶馆的：“不大的黑油面红油脚的高桌子，大都有一层垢腻，桌栓上全是抱膝人踏上去的 泥污，坐的是窄而轻的高脚板凳。地上千层泥高高低低；头上梁衍间，免不了既有灰尘，又有蛛网。” 2在这些茶馆里，使用污染的水、肮脏的桌椅，人们随地吐痰，座位上剪发刮胡，茶桌边修脚，臭气扑 鼻的厕所。在庙会和其他节庆活动场所的临时茶馆，卫生条件更难保证，如在花会，顾客们拥挤在l临 时搭建路两旁的茶棚里，由于地方肮脏，气味难闻，跳蚤横行，有人戏称它们为“臭虫窝”。各种小商 小贩、顾客、民问艺人、观众挤在这些茶馆里，空气恶浊。直到1940年代，成都的茶馆仍然是以简陋 者为主，所以有人说：“成都的茶馆，家数甚多，多是千篇一律，未求精致”。3 在20世纪初，社会精英和地方政府把卫生视为塑造城市形象和衡量“文明”程度的重要问题， 从全国到地方，清洁都成为城市改良和国家介入城市事务的重要内容。在成都，当1902年警察一建 立，便立即着手改进卫生状况。宣春茶楼一个堂倌经常把水泼到地上，漏水造成楼下商铺损失，并引 起冲突。一天警察总监周善培抓住他的违规行为，罚款4元作为警告，地方报纸称“罚得痛快” 25l 41926年颁发了专门涉及茶馆卫生问题的规章，条文包括茶馆雇员不得有性病和其他传染病，桌椅和用 具必须保持清洁，茶馆要配制痰盂，不准往地上吐痰，厕所不能有臭味，茶馆里禁止修脚，茶馆理发 必须得到许可等等。1931年，警察令茶社业公会提供全部茶馆雇工的名单，以对他们进行卫生培训。 次年，市政府颁布关于茶馆的五条禁令，要求江水必须用沙缸过滤三次，水必须烧开到摄氏100度以 上，茶馆附近不能有厕所，剩茶必须倒在专门的桶里，不能泼在地上，任何违规茶馆都将受到惩罚。 但这些规章没有能认真贯彻，1934年警察收到一封著名“本市公民”的匿名信，抱怨拥挤的茶馆里修 脚和理发，脚臭难闻，剪下的头发经常飞到茶碗里，地下脏水四溢。警察再颁禁令，重申先前所颁布 的关于修脚和理发的条规。5 在新生活运动中，卫生问题更成为关注的焦点。51938年8月，成都卫生检查委员会与警察的卫 生处和新生活运动委员会联手，考察公园和其他公共娱乐场所的卫生条件。根据它们的调查，许多茶 馆的卫生条件差，充斥乞丐、小贩、修脚匠，影响卫生。委员会要求警察加强卫生标准的实施。另 外，还制定规章要求茶馆、餐馆、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