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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论先秦时期的俑 发布时间： 2007-8-28 16:44:01 被阅览数： 94 次 一 关于俑的概念，目前尚无明确的界定，多将动物类明器和人物类明器一并归入俑的范畴。但俑的原意为何？实际上，俑在古代文献中专指人物类明器。如《礼记·檀弓下》记载：“涂车刍灵，自古有之，明器之道也。孔子谓为刍灵者善，谓为俑者不仁，不殆于用人乎哉”，郑玄注曰：“俑，偶人也，有面目机发，有似于生人”。《孟子·梁惠王》记载：“仲尼曰：‘始作俑者，其无后乎！’为其象人而用之也”，赵歧注云：“俑，偶人也，用之送死”。而将动物类明器称为俑者，如牛俑、马俑、羊俑、鸡俑等，皆不符合俑的原意。 俑始作于何时，论者多认为与“以生人为殉”的殉葬制度密切相关。殷商时期，在商王畿和四方邻国，都实行残酷的杀祭和人殉制度。如当时王室贵族墓里均有被大量杀戮的奴隶和牲畜作为陪葬。西周时期，殉人之风仍盛，直到春秋前期，人殉现象仍广泛存在，尤以秦国为盛。而东周时期，中国社会进入一个大动荡和大变革的时期，人们的思想、礼俗和丧葬观念发生了极大的变化，人殉制也遭到了社会的普遍抵制。这时，模拟真人形貌用以殉葬的偶人——墓俑成为埋葬制度的一个趋势，并“逐渐成为墓葬装备中的一个固定组成部分”。虽然提倡“仁者爱人”的孔子因为俑模仿人形而对其加以批评，但其反对“并没有阻挡墓俑这一艺术传统的发生和发展”。 据现有发现，目前所见最早的俑是商代晚期的。如1937年安阳殷墟商代晚期的王室墓葬中出土3件人形带枷陶塑。塑像制作草率简朴，表层敷红彩，面部表情忧郁，似模拟奴隶或战俘的形象。这3件陶塑的功用目的与一同陪葬的殉人是一致的，与后世所称“俑”的概念完全符合。而同时期所出的玉、石雕刻人像，如侯家庄所出的跪坐圆雕石人、小屯五号墓（妇好墓）出土的玉人和石人等。有的表现的应是上层贵族；有的表现的社会地位应较低。从功能来看，这些玉石人像有或为装饰品，或与巫术活动有关。据此，这些人像不能确定为真正意义上的俑。陶带枷俑的发现，证明在盛行以活人、动物和生活用品殉葬的商代，也正是俑产生的时期。 西周俑发现较少，目前见到的是洛阳东郊西周早期墓出土的一件玉雕奴隶俑，雕像双手带着大手枷，身着短裳。甘肃灵台白草坡西周墓（M1、M2）各出一件玉人，其中M2所出玉人高冠华服，捆绑四肢，与洛阳东郊西周墓的玉奴隶俑相似，只是其代表的可能是被俘敌酋。 二 春秋以后，用俑随葬逐渐成为一种制度，各种质地的俑，如陶、木、石、玉、铜等均有发现。大致说来，这一时期的俑多发现于齐、三晋（韩、魏、赵）、周、秦、楚诸国。其中，楚墓多用木俑随葬，而齐、韩、秦墓等多用陶俑。现按地域介绍如下。 山西长子县牛家坡七号晋墓内出有一组春秋晚期的东周俑。4件木立俑仅削修成人体轮廓，身着长衣，腰束带，内衣绘方格纹。木俑中的2件置于主棺北侧，另两件置于主棺东侧。而西侧和南侧还有殉人的3具木棺，随葬青铜器和玉器，表明这3具殉人不是奴隶或一般的平民。4件木俑所表现和替代的似乎也是这种有一定身份和社会地位的人物。 周代的俑，有陶、铅、铜、玉等不同质地。如1957年洛阳西郊一号战国墓出有2件跪坐陶俑，袖手置于腹前，施有红彩，衣纹模糊不清。1981年洛阳西工八一路东侧一座战国初期墓，见有4件铅跪俑。洛阳市针织厂战国中期偏晚墓葬（C1M5269）出土铜跪坐俑、玉立俑各1件。另外，洛阳解放路战国陪葬坑（C1M395）出土铜跽坐俑2件。 韩国的俑包括陶、铜等质地，出自山西长治分水岭第14号墓内，年代为战国早期。陶俑为一组，共计18件。其中乐舞俑9件，体高4.6～5.1厘米，足下钻有一孔，原应固定在同一平面上。乐俑坐姿，惟所奏乐器缺失；舞俑平扬双臂起舞，梳偏左发髻。铜俑为3件武士俑，高7厘米，左腰携剑，双手高举，足站于云形座之上。 齐国主要为陶俑，见于山东临淄、泰安、章丘、长岛等地齐墓内，种类有乐舞俑、侍俑和武士俑等。其中临淄郎家庄一号墓陪葬坑内陶俑尚可辨男女形貌，高约10厘米。女舞俑躬立或跪地作舞蹈姿态，身施红、黄、黑、褐色条纹。武士俑仅存上身，披甲，手置于腹部作持物状。而章丘女郎山大墓1号陪葬墓、泰安康家河一号墓以及临淄赵家徐姚M2壁龛内随葬的陶俑，都保存完好，所施彩绘尚颇鲜艳。章丘女郎山26件陶俑以乐舞俑为主，包括歌唱俑、舞俑、奏乐俑及观赏俑，与模型乐器及祥鸟13件一起，构成一组乐舞场面。赵家徐姚M2出土33件陶俑，高约5.8～9.8厘米，包括站立俑23件、舞蹈俑5件、跪坐俑5件等，分7组摆放，每组2～6件不等。此外,长岛王沟M10东南角二层台上随葬陶俑，可辨者28件，为舞俑和奏乐俑，高5～11厘米。 秦国的俑，有泥俑、骑马武士俑和石俑等，见于陕西铜川枣庙春秋晚期墓、咸阳塔儿坡28057号秦墓及凤翔南指挥战国墓。其中，枣庙出有红胶泥捏塑而成的泥俑8件，高14～16.5厘米。多立姿，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