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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论农村社会经济史研究方法：以长江三角洲和华北平原为例 作者：黄宗智 来源：中国经济史研究 1991.3 《长江三角洲小农家庭与乡村发展》英文版已于1990年7月出版。其后应上海学术界同仁的邀请，就区域史研究方法的角度自我介绍了这本新书，也谈到旧作《华北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现把讲稿略加修改，加以发表。 一、华北与江南对比 我这本书花了相当的篇幅，把长江三角洲与华北平原作对比;这可能是这本书研究方法的特点之一。举一个主要的例子:我在研究华北平原的过程之中，得知该地从清初开始，发展了相当数量的使用雇佣劳动的经营式农场。到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这种农场占了华北总耕地面积的约百分之十。它们一般的规模是100至200亩，雇佣了3至8个劳动力，在生产粮食之外，主要生产棉花。它们很明显是伴随华北农业商品化而兴起的。一个小农因种植经济作物而致富，添置土地，逐渐达到10。至200亩的规模。 华北如此，江南又如何呢?我在没有开始研究长江三角洲农业史之前曾经推测:江南商品化程度远高于华北，经营式农业按理说应该更高度发展，说不定会呈现一种农村“资本主义萌芽”的迹象。 但是使我惊奇的是:雇佣劳动的经营式农业虽然在明代后期可能相当普遍，但到清代逐渐衰落，本世纪已基本无存。本世纪三十年代的调查资料(包括土改时华东军政委员会的《江苏省农村调查》，费孝通的《江村经济》，以及满铁对江南地区6个农村的深入调查)证明:当时三角洲农村之中普遍都是一家一户的小耕作，每家以自家劳动力耕种小块上地，平均一户约5至10亩，而整个苏、松、太地区可以说基本没有依赖雇佣劳动、规模较大的经营式农场。 问题是:为什么?是因为水稻经济的特点?还是因为江南劳动力比较昂贵?抑或地主经挤比较发达?抑或其他的理由? 十年研究，我得出的是这样一个解释:长江三角洲的农业，通过高度商品化—主要是棉花和蚕桑—形成了一种过密型的家庭生产。花纱布经济和蚕桑经济所需劳动力要高出简单的粮食种植数倍。这种商品化本身便是劳动集约化的一个主要形式。新加的劳动力的主要来源是农民家庭的辅助性劳动力:利用妇女、老幼、以及男劳动力的业余时间来养蚕、缥丝、纺纱和织布。这是一种我称之为高度“家庭化”的生产，它是在商品性生产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苏州府的丝织产品供应全国，而松江府的棉布则“衣被天下”。它的特点在于使用报酬低的家庭劳动力，低于市场上男劳动力的工资的报酬。这样，建立了一个生命力极强的生产体系。依赖雇佣劳力的农场无法与之竞争。在江南地区的长时期人口压力与商品化之下，这种家庭生产体系排除了雇佣劳动的大农场，而形成了我所谓的“过密型增长”的农业体系。  这种农业的特点是它可以提高总产量与总产值，但它对每劳动日所赋予的报酬则逐渐递减。一个农户可以通过辅助劳动力的使用，或提高每劳动力每年工作的日数—譬如从一年劳动180日提高到250日—来提高每年的总收入，但每劳动日的平均报酬却因边际报酬递减而降低。这是通过每劳动日平均报酬降低而达到的增长，与现代经济发展中的劳动生产率大规模提高不同。这个现象我称之为“没有发展的增长”，下面再讨论。 上而举的华北与江南对比的例子说明了这样一个问题:江南的高度商品化所带来的不是小农经济的崩溃，而是它的进一步完备，不是经营式农场的进一步发展，而是它的没落;不是现代式的每劳动日报酬的提高，而是它的降低。但这种过密型增长可以推动总收入的提高，也可以推动商品化，它实际上是江南相当高度的商品化和城市化的基础。这是华北与江南农业史对比所得出的一个主要的结论。 历史与现实对照 我这本书研究方法的另一特点是把历史与现实相互对照，相互阐明。革命后的新中国，农业总产在三十年中从原己高度集约化的基础上再提高了三倍，这是了不起的成就。但是在这同时农业劳动力的投入增加了三到四倍:其来源包括五十年代大规模的动员妇女投入农业生产，每劳动力每年劳动日数的提高，以及农村人口成倍的增长。其结果是:每劳动日报酬—也就是农村的工分值—停滞不前，或甚至于降低。于是，在集体制下延续了过去六百年的过密型增长。革命之前，这个增长主要是通过商品化的形式进行，我称之为“过密型商品化”。在革命后的江南地区，则是在集体制下提高劳动集约化。在松江县地区，解放前基本上是一年一茬水稻，投入劳动力不到20个工。到六十年代后期，全面推广双季稻，实行一年三熟制，每亩每茬投入30工以上，每耕地亩投入劳动力达100工。两个时期的基本经济逻辑是一致的:在人口压力之下，通过过密型式在固定的耕地面积之上投入越来越多的劳动力。两者形式不同，原理一样，相互比较之下，可以说明中国农业生产的一个基本趋势。 认清这一长期的趋势，有助于我们理解农村十年改革的意义。海外的学者以及中国部分提倡市场经济的人士，特别强调种植业中生产责任制所起的作用。但是，长江三角洲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