皖南事变研究述评.doc

皖南事变研究述评 皖南事变是抗战时期国共关系中的一个重大事件。党的十一届中全会以来史学界对皖南事变进行了大量深入系统地研究和探讨，取得了许多重要的进展，澄清了一些疑难问题，提出了许多新观点和新见解。但是目前学术界对皖南事变的研究还有一些分歧和争议问题，我们在这里拟对皖南事变研究中存在分歧和争议的问题作一简要的评述。 （一）关于项英有无“三山计划”的问题 ?关于项英有无“三山计划”的问题，是皖南事变研究中争议较大的一个问题。 第一种观点认为，项英有一整套完全违背中共中央意志的系统的“南进”主张。这一主张也被称为“三山计划”，即南向天目山、黄山、四明山方向发展，企图进入浙赣，甚至到江西老苏区去，开辟出一块与华北、华中三足鼎立的新的抗日根据地。该种观点认为，项英的南进主张是由来已久的。1940年1月14日，他致电中央军委和刘少奇说：“皖南在任何情况下非独立行动，坚持南方不可。一切工作须按全国情形来布置，不能限一方面，也不能各自打算，你的指示确难遵行。”同一天，他又向中央提出：南方“应有一支军队坚持作核心，来团结领导南方各省武装与群众斗争”。“皖南环境，北渡困难。”提出“皖南与江南组成两个独立作战单位，在不影响争取苏北条件下，由江南加强皖南力量。”对此，中共中央曾于1940年5月4日致电项英，全面系统地重申了关于发展华中的方针，批评了长期以来项英在这一问题上的错误，并且要求项英亲自向皖南干部传达。项英本应亲自传达中央五四指示。但他“不理解和不执行中央的方针，片面地强调皖南的特殊性，不敢发展，不敢斗争。”并且对中央批评表示不满，说：“中央责成我传达，不能负此责。既不愿杂以我的意见或辩论，影响中央指示精神，又不能静默不言。非我口是心非，为党的利益，故请袁（国平）传达，以免影响党内的一致。”并在以后的实际工作中，仍然坚持死守江南，把皖南新四军12000人束缚在泾县到繁昌间不到100公里的狭窄地区。[1]持有这种观点的同志还举出毛泽东在皖南事变后不久，在给刘少奇、陈毅的一个电报中曾经提到，“自1月17日后形势大部改变了，过去项英错误的南进政策，用在今后就是正确的。”刘少奇在1941年华中局高干会议上讲话时也讲到：“六中全会的时候，中央指示皖南新四军向北发展的方针，后来，周恩来同志到皖南，也是确定了这个方针。但他们不赞成，另外有一个南进方针，黄山、天目山计划”。[2] 第二种观点认为，项英的错误主要在是在国民党顽固派的进攻面前缺乏警惕和思想准备，以致在新四军发展方向问题上“毫无定见毫无方向”，并没有形成一个完整的计划，而且后来也没有推行和贯彻这个计划。这表现在：（1）“南进”主张没有任何文字记载，况且，由于项英“毫无定见毫无方向”，即使他有过“南进”的言论，也不足以说明他在新四军发展方向问题上有明确的系统的意见。（2）皖南浙赣地区有国民党较强的兵力，新四军江南部队无法与之抗衡。项英本人对此不可能不了解。在后来新四军转移时，他曾表示南去是为了“声东击西迷惑敌人”，并无南下意图。（3）1938年9月，项英党的六中全会上作关于新四军工作的报告，并没有提出“向南发展”的问题。如果说项英确有一套向南发展的战略设想，以项英的性格和在党内的地位，他不会不在这样重要的会议上提出来的。（4）根据现有资料看，1939年2月，周恩来到皖南云岭新四军军部商谈新四军发展方针与战略任务时，项英也未提及“向南发展”的问题。实际上，所谓“南进”计划的概念最初是国民党提出来的，中共中央总结皖南事变教训和批评项英错误的正式电文中从未提到这一点。[3] 第三种观点认为，对项英的“三山计划”应分阶段分析。具体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在武汉失守之前，“把皖南作为新四军数个支点之一，并把天目山作为未来的一个战略前进方向是无可厚非的”。第二阶段：在中共中央六届六中全会决定大力发展华中后，“项英思想保守，留恋皖南，对发展江北的战略意义认识不足，因此出现过某些违背中央指示的错误作法”。第三阶段：1940年下半年后，“国民党发动大规模反共磨擦的迹象已很明显，中共中央三令五申江南新四军北移，而项英一再拖延，动摇不定，贻误了主动转移的时机，这是完全错误的”。[4] 我们不赞同所谓项英在新四军发展方向上有一个与中央对立的“南进”计划的观点。因为：第一，所谓的“三山计划”是国民党方面编造出来的。据时任国民党第三战区长官部参谋处长的岳星明回忆：1940年11月以后，战区长官部不断有“情报”说：“新四军北撤是假的，真的是要搞‘三山计划’，即‘南窜’黄山、天目山、四明山，作为根据地。”岳星明还说：“我们当时对于这些‘情报’都是深信不疑的。现在看来，顾祝同等反动派故意制造和散播这些谣言，无非是便于在此烟幕之下进行围攻的军事部置，并在打响之后颠倒非是、推卸责任，这实在是一个用心狠毒、极其卑鄙的阴谋。”第二，皖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