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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间中的历史：“毕尔巴鄂效应”与后工业旧城改造 ? 文／唐凌洁 《城市中国》刺耳的刹车声从古根海姆美术馆古怪的鱼鳞状钛合金外墙上反弹回来，一辆旅游巴士停在了一座高达43 英尺，由新鲜紫罗兰和盆栽修剪而成的大狗雕塑旁。鱼贯而出的游客们手中紧攥着相机，走进石灰岩铺成的广场。在那个冬日的早晨，环绕着城市四周的小山和公路在雾气中若隐若现，此时的美术馆看上去好似一个巨大的金属怪物，被永远冰封在了历史的那一刻。然而当太阳从云层背后微微探出脑袋的那一刹那，整个建筑，整 个河畔甚至整个城市都活了起来，柔和的阳光从美术馆苍白的墙面的每一个角度折射出来，人群开始惊呼，激动与兴奋使得他们合不拢嘴，仿佛唯有此起彼伏的照相机快门声才能表达他们想要记录下一切的欲望。片刻后，当这股新鲜劲儿渐渐退去的时候，人群开始沿着微微倾斜的楼梯下行，没有人关心这个金属容器里究竟在做 什么展览，也没有人在乎。在例行公事般的支付了10.50欧元后，大家走入博物馆的深处，开始欣赏那些可能他们一辈子都闻所未闻的艺术家们的作品。这个仪式化的过程每个小时都要在西班牙北部这个叫毕尔巴鄂的地方重复好多次，像一部循环播放的电影。就像许多面临去工业化问题的城市一样，这是一个在许多年前就早已褪色的巴斯克港口，而现在，一群来自世界各地的建筑师们－Gehry, Foster, Pelli, Sterling, Wildford, Pei, Soriano, Palacio and Calatrava－把它重新放在了世界文化地图的中心。从那时起，毕尔巴鄂的名字已经逾越了一个简单的地理概念，成为了一个品牌。标志着这个品牌的诞生 的，便是这座1997年建造完成的，有着女性般阴柔曲线的古根海姆美术馆，突兀地耸立在由意大利艺术家Jeff Koons设计的大狗“Puppy”背后，也因此被当地人戏称为“世界上最昂贵与著名的狗窝”。这种由一个建筑杰作改变一座城市命运的例子被《纽约时报》形容为“一个奇迹”，也叫“毕尔巴鄂效应”(The Bilbao Effect)。没有人能预料一个外形古怪的博物馆会让衰败的城市重焕生机，甚至连它的设计师Frank Gehry在接受《时代》杂志采访的时候，都认为这种说法是无稽之谈。面对毕尔巴鄂的成功，人们似乎更愿意将它理解为是一个“奇迹”，一个例外，一个巧合。“你必须明白，毕尔巴鄂的成功改造代表了一系列独有的也很难被复制的先决条件”，美术馆董事长Juan Ignacio Vidarte是这么解释这个“奇迹”的：“巴斯克政府和毕尔巴鄂市在建造古根海姆时都是有计划性的，因为我们知道文化是发展一个城市和地区不可缺少的要 素，为此，我们必须大力投资。”他所提到的这笔投资大约为15亿美元，而建造古根海姆只使用了其中的100万。于同期建成的一系列基础设施还包括有 Santiago Calatrava扩建改造的飞机场, Norman Foster的地铁, James Stirling的城市交通枢纽网，Federico Soriano和Dolores Palacio的交响乐与会议中心, 和Cesar Pelli设计的河畔公园。董事长所说的“先决条件”指的自然是“奇迹”成真背后的政治经济气候。因为早在1978年，西班牙新宪法就给予了巴斯克更宽松 的自治权利。当其他地区的税收在马德里被重新分配的时候，巴斯克人却有权利自主的使用。1989年，市长José María Gorordo组织召开了城市历史上的首次国际大会－“毕尔巴鄂城市再生论坛”(Forum Bilbao for Urban Regeneration)。事实上，相比西班牙政府，这个地理位置差又面临工业萧条的巴斯克老工业港口更渴望也更愿意改革和冒险，而毕尔巴鄂崭新形象的推出，正是看准了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欧盟无国界政策所带来的旅游业机遇。这些略带做秀意味的改造无疑是吸引眼球的，远比设计一个单纯的 城市LOGO或是喊上一句空洞的口号要来的大刀阔斧的多。人们喜欢变化，特别是当这种变化给予他们特许的优越感的时候。那些从毕尔巴鄂带有未来主义风格的 后现代建筑中走出来的游客们，都不会忘记看一眼工业时代留下的残骸，仿佛他们自己也走出了那个充满矛盾体的福特主义时代一样。从废墟中重生的毕尔巴鄂市在 被大师们精心的包装之后，拥有了一个全新的品牌形象，那个形象是后工业的，也是全球的。尽管大多数人认为毕尔巴鄂市的改造例子是很难被复 制或是模仿的，它的出现却又如此的典型。总结来讲，毕尔巴鄂的城市品牌形象有以下几个特点可供我们探讨。首先，从空间和地域上来讲，城市品牌的推广以城市为单位，且常常以城市形象和本土文化作为被推销的产品，看似是有着很强的地方性，但它的实质却是世界资本市场全球化的产物。不难看出，城市品牌的营销与推广和被广泛研究的企业品牌效应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