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学方法的今古两问——从拉伦茨与菲韦格开始寻访.pdfVIP

法学方法的今古两问 ——从拉伦茨与菲韦格开始寻访 无可否认，法学方法论近年来逐渐成为法学研究与实务的热点之一。但喧嚣的背后，依 然有很多悬而未解的问题。例如“法学方法论”或“法律方法论”的译名之争，法学方法论研究 对象与范围的厘定等等。这些细微之处的观念争锋，交织着宏大视角下的学科论辩，真可谓 “所习不同，所务各异，言势殊也”（刘勰，《文心雕龙》）。问题背后所显现的，不仅是对中 国语境下的话语体系、思想维度和时代背景的体悟差异，更多的是对西方法学的问题意识、 研究视域和知识范式的不同解读。 “法学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学问？”这个元理论问题数百年来一直困惑着最有智慧的头 脑。它又可以转换为以下两个支问题： 为什么德国法学家卡尔·拉伦茨（KarlLarenz）将其1960年出版的方法论著作叫做《法 学方法论》（MethodenlehrederRechtswissenschaft），而不是我们中国学者所主张的“法律方 法论”（我们或许可以简单地称之为“拉伦茨问题”）？这个问题需要从德语“法学” （Jurisprudenz）和“法律科学”（Rechtswissenschaft）的语源与发展、部分地也需要从对中 国古代律学性质的思考中寻得。法学是一门古老的学问或技术，这无论在中国还是在西方都 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所不同者，中国的古老法学（律学）并未经受知识论上的“范式”革命， 而西方法学则经历了一个漫长的知识论上的变迁，其突出之处在于：法学的修辞学知识-技 术范式逐渐被形式逻辑（几何学）的知识-技术范式所遮蔽，甚至被取代。 西方当代法学及其论证方法与古代修辞学之间到底有何关联？在这方面，德国法学家特 奥多尔·菲韦格（TheodorViehweg）于1953年出版的《论题学与法学》（TopikundJurisprudenz） 一书至少帮助我们拾起了部分线索（因而也可以称之为“菲韦格问题”）。为此，考察西方 古代的“修辞学”（Rhetorica）、“开题术”（ars inveniendi）、“论题术”（Topica）、“争 点论”（dieStatuslehre，Stasis-theory）和“决疑术”（Casuistry）等古老的方法论是必要的。 因为法学（Jurisprudence）与这些学问之间的关联是了解西方法学传统的一个关键。共和国 早期的罗马法学家们面对待决的案件，特别是针对案件中的疑难法律问题，首先运用的是一 套决疑术方法（casuisticmethod），而不是后来才形成的抽象的理论-形式逻辑的方法。即使 在“希腊化”之后的“古典时代”，罗马法学仍然是以判例法为对象和根据的实践法学或法 的实践知识（jurisprudentia）。更进一步说，这种以判例法为对象和根据、“以问题为取向的” 的法学仍然是一种（高级的）法律决疑术，一种“善良与公平的技艺”（杰尔苏语）。 只有通过对上述未知之地的探索和思想巡游，才能部分地明白“拉伦茨问题”与“菲韦 格问题”，理解拉伦茨关于“法学”的定义，即“以某个特定的，在历史中逐渐形成的法秩 序为基础及界限，借以探求法律问题之答案的学问”。这种“狭义的法学”（拉伦茨称之为 Rechtswissenschaft imengeren Sinne，也就是传统上所说的Jurisprudenz）当然有自己独特的 论证方法，这些方法不同于法史学所运用的“历史学的方法”（Methoden der Geschichtswissenschaft），也不同于法社会学所运用的“社会学的方法”（soziologische Methoden）。这个道理，听起来其实并不复杂。 目前，我们国内对于法学以及法学方法论的认识还不免有些混乱。在一定程度上，我们 仍然惯于做出形形色色的时代宣言，翘首期待着某个可能的“戈多”，而对于我们夙夜操持 的法律这个行当，则往往满足于“想当然”与另类“前理解”的层面。诚然，对法学性质等 元问题的追问，对历史幽微之处的探寻，不免显得有些迂阔，但好在我们已经启程。 幸有学界后进，协力接引西方法学的方法论脉络，他们怀抱谦谨的态度，习其语言，入 其语境，窥其妙谛，并集成斯文。看得出来，在这个自由法学、利益法学、论题学与论证理 论等多元竞逐的当代法学方法论场域中，他们也在尝试着找寻和建构自己的立场。在对元问 题的关怀之外，他们也开始熟悉于面对具体的部门法问题与司法裁判制度，实实在在地切近 法的实践知识。当然这仅仅是一个开端。 在这个缤纷繁华却又略显浮躁的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