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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功能与财政功能的转型 　　我国经济自2002年第一季度开始，增速逐季递增，到今年第一季度，增速提高到9.9%，是1997年以来季度GDP最高增速。受非典影响，4-5月份工业增加值的增速比第一季度有所回落，第二季度GDP增速出现较大幅度下降，只有6.7%.但非典结束后，经济迅速恢复了强劲的增长势头，7-8月份工业增加值分别达到16.5%和17.1%.经济增速回升，说明1998年以来持续的扩大内需政策的效应逐步显现，也说明经济内在的增长动力不断增强。从各种经济活动的内在发展趋势看，目前我国经济似已开始进入新一轮快速增长周期。2003年预期经济增长将高于2002年的增速。但在此过程中，经济增长趋强的动力尚不太稳定。在投资、出口、工业生产高速增长的同时，消费和就业却比较疲弱，内需尚未全面启动。消费品和生产资料价格指数由负转正，但上升乏力，物价指数仍在合理区间摆动。现在我国现实经济增长率在向潜在经济增长率提升，但还低于潜在增长率。即使一时达到，也有可能回摆。经济生活中虽然出现局部过热现象，但离真正全面过热还有相当距离。 　　在这样的宏观经济形势下，宏观经济政策的取向，自然不能从积极财政政策和稳健货币政策（我以为从总体上看，是对付通货紧缩趋势的适度从松的政策）转向从紧的政策。而应继续保持政策的延续性稳定性，继续保持某些松动，以支持需要发展的行业和企业，增加就业岗位；对于经济中的热点要适当地引导，对于局部过热的经济活动予以削峰的措施。总之宏观政策要逐步向中性的调控方向过渡，上下微调，适度松紧。这样既可以继续提升现实经济增长率向潜在增长率靠拢，并可以预防未来可能出现的通胀扩大的局面。 　　当前宏观经济形势总的来说是走势良好，只要对现行政策作某些调整，即可保持近期健康发展的势头。我们的注意力要更多关注经济发展中的中长期问题，特别是一些非均衡发展的问题，包括经济增长与就业增长的均衡，投资增长与消费增长的非均衡，城乡、地区经济发展的非均衡，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的非均衡，收入分配差距急速扩大，经济改革与政治改革不配套，等等。这种种方面发展的不协调。越来越成为我国国家发展的瓶颈，迫切需要研究解决的途径。我在下面想讲一个有关社会发展与经济发展的关系问题，即政府职能和财政功能由经济建设型转为公共服务型的问题。 　　一 　　今年上半年，抗击非典的斗争，引发了许多令人深思的问题，使人们领悟政府和社会怎样行为才能更合乎理性。讨论过程中形成的一个认识是，政府职能和财政功能需要转型。政府要从经济建设型转向公共服务型政府，财政要由投资型财政转向公共型财政。这个意见的表述是否完全确切有待推敲，但其倾向性似已为理论界认可。事实上，也得到党政领导某种积极的反应。比如领导讲话中强调，通过非典斗争，我们比过去更深刻地认识到，我国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还不够协调，从长远看，要进一步研究切实抓好促进经济与社会的协调发展。纠正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的不协调，促进其协调发展，当然可以不一定包括上述政府职能和财政功能的转型，但也可以包括这一含义。从长期来看，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是互动的，相互促进的。但从近期来看，因为公共资源的有限性，就有一个优先分配到哪一方面的问题。我国从1982年和第六个五年计划以来，就在国民经济计划的标题上加上了社会发展的字样，迄今公共资源的分配以经济建设为重，今后要不要调整，是一个需要考虑的问题。 　　二 　　对于政府职能与财政功能的转型，由经济建设为中心转为以公共服务为中心，论者并不是完全没有疑问。从大道理讲，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全党工作的重点，已经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而且，抓经济建设又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党的基本路线的“一个中心”，整个基本路线是一百年都不能动摇的。这是我们大家共同认可的事情，怎么能把工作重心从经济建设转到其他方面。需要注意的是，把全党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是针对过去以阶级斗争为纲来说的。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什么，过去说是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阶级矛盾，十一届三中全会恢复了八大提出的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与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的矛盾。故而工作重点要从阶级斗争为纲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这里，经济建设的对立面是阶级斗争而不是社会建设，这是从党的基本路线的高度提出的，不是政府职能、财政功能层次的问题，在后一层次上，可以探讨经济建设与社会建设孰先孰重的问题。再说“经济建设”作为全党工作重点是十四大的概括，小平同志在更多场合用的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作为全党工作重心，其含义更为广泛，自然既包括经济建设，也包含社会建设。他把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落脚到“发展生产力”，也是有深刻内涵的。因为人是最主要的生产力，人力资本是最重要的发展资源。投资于人本身的发展，应当是发展题中应有之义，而投资于人的发展也属于社会发展的范畴。“发展是硬道理，中国解决所有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