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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转型中的历史逻辑 摘要 政治转型过程中，旧制度、旧环境不仅影响转型的后果，也影响转型本身的具体过程。历史值得敬畏之处，不仅仅在于它重要，更在于它发挥作用的方式和方向往往充满讽刺性。张跃然/ 政见观察员对任何一个社会来说，政治转型与民主化都是一场影响深远的大变革。对一些社会主义国家而言，政治转型的同时还往往伴随着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过渡。此变化之巨、影响之深，无疑有天翻地覆的意义。然而，学术界和公众对于后转型国家种种社会变迁的研究和讨论，往往走向两个极端。一方面，我们常常听到一种声音，将后转型国家的经济、社会动荡单纯归因于政治转型本身，或者转型后新形成的政治制度和政策范式。比如，“独联体国家的经济危机源自苏联解体和之后的私有化”。这一视角往往最符合常识，但却将政治转型看成了一把大扫帚：一个国家政治转型之前的历史轨迹，似乎被转型过程完全清零，对转型之后的社会变迁毫无影响。换句话说，这一视角忽略了转型国家在转型前留下的一系列 “历史遗产”，因此可以说是 “反历史的”。另一种与之针锋相对的声音则认为，转型国家在转型之后的社会发展图景，其实只是复制和延续这些社会在转型前的历史道路。从这一视角看来，历史遗产的作用是如此根深蒂固、阴魂不散，以至于所谓的政治转型其实只是表面文章，本质的社会现实依然是对历史的重复和延续。这一视角固然强调了历史的作用，却将历史看做静态的、凝固的，未免显得机械。近期分别发表于《美国社会学评论》、《美国社会学杂志》的两篇论文，则不约而同地提供了一种更有洞察力的视角来讨论后转型国家的经济、社会生态：既承认历史的作用，又能看出历史发展的动态--历史之所以重要，不是因为历史上形成的制度、文化能历久弥坚保持不变，而是因为转型过程中的个体行为，终究还是脱离不了历史环境造就的特定束缚和激励。换句话说，历史是社会不断发展变化的过程，但过去的 “历史遗产” 却在一定程度上塑造了社会后续发展的轨迹。后社会主义国家：转型前的政治生态与转型后的经济危机1980、1990 年代，几乎所有的社会主义国家都经历了政治制度与经济制度的巨变。这其中的大部分转型国家，都在巨变之后经历了不同程度的经济衰退。斯坦福大学社会学教授魏昂德与合作者的研究论文提出，这些国家转型后是否发生经济衰退、发生多严重的经济衰退，主要取决于转型前执政党对经济体的掌控能力。 从这个图中可以看出，转型后的社会主义国家在经济发展趋势上可以分为三类。第一类是苏联解体后形成的十五个国家，它们见证了最为严重的经济衰退。第二类是其他共产党政权失势、经历民主化的社会主义国家。它们虽然也经历了经济衰退，但糟糕程度却明显轻于苏联十五国，而且从经济衰退中走出来的速度也更快。第三类是经济制度大幅转型、共产党政权却保持稳定的三个国家：中国、越南、老挝，没有经历经济衰退。同样重要的是，后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衰退，只出现在 1980 年代末、1990 年代前半段的短暂几年。到了 1995 和 1996 年，几乎所有国家都已从衰退中走出，开启一定程度的经济增长。如何解释这些转型国家在 1989-1995 期间的经济衰退呢？最常见的观点是将经济衰退归罪于政体更替本身，或者归因于政体更替后新政府确立的政治制度或经济政策范式。但从时间线上看，这一观点显然不能成立：在这些转型国家，经济衰退的起始时间同步于甚至早于政权更替。最明显的是，苏联 1989 年就有衰退迹象，但 1991 年政权才解体。因此，将经济衰退看作政权更替的结果，显然说不过去。魏昂德和合作者则认为，要解释这些经济衰退的出现和严重程度，必须重点考察这些转型国家在转型前的政治生态。这其中的关键在于，共产党政权在崩溃之前的若干年里，对经济体拥有多大的掌控力。社会主义国家的计划经济体制，是建立在国家对经济的指挥能力和以行政手段维持产权界定基础上的。一旦共产党政权能力下降，经济体便会滑向失控状态，使转型后新政府重建经济秩序的过程更加艰难。这一问题最集中的体现就是 1980 年代的苏联。在戈尔巴乔夫一系列冒失的经济改革、苏联积重难返的低效官僚体制、风起云涌的民族独立运动的相互作用之下，共产党政权对国有企业的管理能力、对公共资产的控制能力、攫取税收的能力全都大幅下降。这样一来，国家无力提供保证经济运行的必要公共服务，各路人马一拥而上掠夺公共资产，大量国有企业事实上被私有化。苏联解体后，各个国家的新政府不得不面对经济体的大范围失序和羸弱的国家能力。在这种情况下实行的私有化等新政策必然加剧经济混乱。这样看来，苏共政权的慢性瘫痪才是导致苏联解体后经济衰退的主因。而其他经历民主化历程的共产主义国家，虽然在政治转型前或多或少也出现了国家权力对经济控制能力弱化的问题，但弱化的幅度远远没有达到苏联的级别。换句话说，这些国家在 1980 年代出现了程度相对较轻的经济失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