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对古代东南亚的影响.doc

印度对古代东南亚的影响 印度化的东南亚主要艺术风格的个性，正如我们已经注意到的，在很大程度上是印度与东南亚本地人在印度人到来以前的概念和印度传统之间相互作用的结果。然而在这种综合文化中，东南亚的文化成分比印度的更难说清楚。考古的、人种的和语言的研究表明，印度人到来以前的文化基础上的许多成分或许可定为2类：东山文化和“巨石文化”。使用这两个词中的任何一个都不含有特别确切的意义，应该看到，它们在整体上不过是为文化特征贴上便于使用的标签；否则，这些特征就极难加以分类。 东山文化指位于今日越南北方的一处遗址，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在这里出土了许多铁器和青铜器，也许其中的一些青铜鼓最为著名。象这个遗址的其他人工制品一样，从东山鼓也看得出中国强烈影响的迹象。东山文化的几何形装饰与中国汉朝的艺术密切相关。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在中国云南省发现了一些重要的东山文化遗址。然而典型的东山鼓并不全是中国式的；在它的装饰上，特别是在鼓膜上和鼓室周围极具风格的人与兽的像带饰上，都能发现东山文化与东南亚的岛屿和大陆现存民间艺术有关的特征。这一发现结合印度支那以外广泛分布的类似东山文化的青铜器，于是提出了在许多民族中存在一种明确的东山文化的概念，而印度化的最早传播者碰到的就是这些民族。东山文化的意义也许被夸大了；但它确实提供了一个有用的词，用这个词可以把许多成分相似的艺术，如印度化程度很深的爪哇人，与几无印度影响踪迹可寻的婆罗洲迪雅克人的艺术归为一类。 “巨石文化”这个词甚至比东山文化更不确切，它指的是东南亚考古学发现的一个广阔地区的文化遗物，包括；出自马来亚、苏门答腊的成列立石（糙石巨柱），它们看上去与布列塔尼[法国西北部一地区]的相当；出自苏门答腊、婆罗洲、老挝和苏拉威西（西里伯斯）的雕纹巨砾；出自苏门答腊、马来亚和爪哇的囊葬；出自缅甸、老挝和苏拉威西的大圆柱石葬瓮；出自印度尼西亚许多地方、菲律宾、越南和缅甸的大片陶罐葬地等。没有理由相信，被冠以“巨石文化”之名的东南亚本地文化的所有这些表现形式，彼此必然有密切的关系。而将“巨石文化”细分为两个或更多接年代顺序的阶段，以使其概念更确切的种种尝试，也都没有什么特别的说服力。象东山文化一样，“巨石文化”也是一个非常有用的词，但人们不应在其中赋与太多的含义。有某些证据表明，一些巨石文化的遗迹含有类似东山文化的内容；最好的例子也许是甫苏门答腊一巨砾上刻有东山铜鼓。“巨石文化”作为东南亚本地文化的一种，不管它是多么翔实可信，却并不必然表示它非常古老；而且，近代东南亚的一些民族仍然使用许多“巨石”。 在一些印度化的东南亚风格中有一种显著的倾向，即东山和“巨石”文化型的特征最后几乎压倒明显的印度文化成分。例如自14世纪以后，爪哇的印度教、佛教艺术和建筑处于最后阶段，这时伊斯兰教在该群岛正积极活动将被定为国教，寺庙的设计和装饰便日越难以同任何已知的印度风格相比了。在满者伯夷[Majapahit，又作麻诺巴歇，约公元1293-1478年在今印这尼西亚泗水附近的一个封建王国]时期，寺庙倾向于成为开阔的祭坛，座落于山冈的台地或表示神秘山岳的石砌平台上；在这个过程中，它们与某些“巨石文化”、与确实在南苏门答腊可见到许多好例证的非印度结构惊人的相似。这些古迹的装饰大大地背离了印度的准则，而在夏连特拉[Sailendra，意思是“山帝”，约公元8-9世纪在今印度尼西亚的一个王朝]时期（约公元9世纪）的爪哇早期建筑中，那些准则体现得是十分明显的；而且，它易于与爪哇的民间艺术相联系，其中可以发现许多东山文化的成分。爪哇后期印度化艺术的演进，常被阐释为印度化的外表似乎逐渐淡化，而被冠以东山文化和“巨石文化”之名的一种印度人到来以前的本地文明则恢复了活力，这样的解释是有说服力的。虽然总的来说结果并不具有如此的戏剧性，但在东南亚其他主要的大陆印度化风格，即高棉人、占人和缅甸人的风格中，也都能看到同样的过程。 本地文化的复兴，当然不是导致印度化的东南亚文化演进的唯一因素。印度化进程一经发动就未突然而止。印度与东南亚沿商路的接触一旦建立，便持续不断；印度次大陆文化的变革，则越过孟加拉湾发挥它的影响。在后期笈多和波罗-犀那时期，东南亚许多地区深受印度宗教思想、特别是在佛教领域发展的重大影响。到印度的宗教中心如那烂陀寺去朝圣，其中虔信的中国人如玄奘和义净还留下了赞誉的记载，一些东南亚人也这样做，有时还得到他们的统治者诸多鼓励。例如一处铭文这样记载：公元860年，印度尼西亚国王巴拉提婆给那烂陀佛教大学一笔捐赠。因此，在东南亚大乘佛教的许多表现形式中，有后期笈多和波罗王朝的强烈影响便不足为奇了。爪哇夏连特拉王朝的艺术、公元8—9世纪婆罗浮屠的建造者、中爪哇的其他许多建筑壮观，都提供了存在这种特别影响的大量证据；室利佛逝（公元7一13世纪统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