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都司卫所与地方史研究综述.docVIP

明代都司卫所与地方史研究综述 内容提要：明代相当一部分卫所具有“实土”性质，这是学界把卫所的研究与地方史地结合起来考察的前提，通过对地方卫所沿革、组织形式、职能和它对于地区社会经济文化发展影响的研究来认识地方社会，在明代卫所的研究中一直都占有重要的地位。明代沿边、沿海都司卫所相比内地而言具有更加鲜明的地理特征，它们的沿革演变直接反映出明代的边防建设、民族政策，甚至国家综合实力的升降。在内地，都司卫所虽然与州县相错，然而它们分别属于相对独立的两个管理系统，各个卫所都有自己的土地和人口，对于研究明代制度、社会经济乃至清前期地方管理体制改革以及州县赋役制度等都有重要的意义，卫所的因素在明清地方史的研究中也应给予充分的重视。 关键词： 都司 卫所 地方史 研究综述 学界很早就注意到明代卫所治土辖民的特征，并依据其田土分布特点将之区分为“实土卫所”和“非实土卫所”[1]。在此基础上，顾诚先生提出明代疆土是由两大行政和军事系统管理的观点[2]。而周振鹤先生、郭红等人则先后提出、发展和完善了“军管型政区”的概念[3]。以上看法的提出无不基于明代都司卫所在边疆地区尤其是东北、西北以及西南地区不仅承担着边防职能，而且在这种组织方式下管理地方，具有某些行政区划的特征。也正是因为明代都司卫所的这种地理特征，使得它在明代乃至清代地方史的研究中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即试图从地方史的角度对相关卫所及其变迁的研究作一次初步的爬梳。兹以辽东、西北、西南、沿海、内地为序分别叙述之。 一、东北卫所与地方史研究辽东地区最先受到学界的关注。对于都司卫所沿革的研究，上个世纪三十年代初次形成一个热潮，体现在学界对辽东问题的关注上，这与当时的政治形势与学术态势有关。“九·一八事变”以后，东北地区的形势成为全国上下关注的焦点，而明清嬗替，满洲兴起的历史在此前的十九世纪末期二十世纪初期已经融入当时的民族主义背景，这些历史和现实的因素激起了学界对东北史地研究的热情。还有，以孟森等人为代表的学者对东北史地和满洲开国史的研究也为这一时期继续研究东北史地积淀了深厚的学术资源。这样，人们对明代卫所研究的视域最早聚焦在东北地区也就成为顺理成章的事情了。早期研究辽东地区卫所的主要都集中在卫所以及都司的沿革考释上。张维华的《明辽东“卫”、“都卫”、“都司”建制年代考略》（《禹贡》1934年4月，1卷4期）和《明代辽东卫所建制考略》（《禹贡》1934年6月，1卷7期）、李晋华《明代辽东卫所归附及卫所都司建制沿革》（《禹贡》1934年9月，2卷2期）、日本学者鸟居龙藏《努尔干都司考》（《燕京学报》1947年12月第3期）是较早的专篇论文。 建国以来研究辽东地区的都司卫所的研究不但深化，一方面继续考据卫所的基本沿革情况，另一方面更加侧重于卫所制度的综合研究。同时，注意民族关系，注意把明、女真、朝鲜三边的关系联合起来考察，把制度史与社会史研究结合起来进行综合研究。继续从沿革地理的角度研究辽东地区的卫所，如杨旸《明代亦儿古里卫的设置和管辖》（《社会科学战线》1978年 1期），杨旸、吕昆《明政府对乌苏里江流域及东海滨地区的卫所设置和管辖》（《社会科学辑刊》1979年第1期），陈福林、杨旸《明朝对葛林卫的管辖》（《吉林大学学报》1979年第3期），徐建竹《明代建州卫新考》（《中国史研究》1982年第4期）和《论建州左卫的建立与变迁》（《社会科学辑刊》1983年第1期），杨旸、傅朗云《明代松花江流域卫所设置考略》（《求是学刊》（《黑龙江大学学报》1983年1期），李鸿彬《简论三万卫》（《社会科学战线》1990年第1期）等。徐桂荣、刘正堃《明代辽东都司诸卫辖所考》（《辽宁大学学报》1992年第1期）一文考证出辽东军卫未必辖制5个所，推翻了明代一卫辖五所的一般说法。张世尊《明初辽东二十五卫建置考释》（《鞍山师范学院学报》1994年第1期、第2期）对辽东二十五卫的建置作了详细地考证。研究辽东地区军屯、军户等与卫所制度相关的论著逐渐多了起来。周远廉、谢肇华《明代辽东军户探》（社会科学辑刊1980年第2期）和《明代辽东军屯制初探》（《辽宁大学学报》1980年第6期）以及王廷元《略论明代辽东军户》，丛佩远《谈明代辽东军户的反抗斗争》（《史学集刊》，1985年3期）、《明代辽东军屯》（《中国史研究》1985年第3期）、李三谋《明代辽东都司卫所的农经活动》（《中国边疆史地研究》1996年第1期）等。军事作用以外，都司卫所的行政职能逐渐受到重视，如李三谋《明代辽东都司、卫所的行政职能》（《辽宁师范大雪学报》1989年6期），而张士尊《奴尔干都司职能分析》（《辽宁大学学报》，2003年第5期[4]）则认为奴儿干都司是明初的一个招抚机构，明朝在东北北部地区设置的大量卫所，一般都直接与中央政府发生关系，并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