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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众文本：一种配方式媒介 何 群 从利维斯主义角度对大众文本进行审视和判断,是大众文本一直被贴着负面标签的思想根源。大众文本是一种配方 式媒介,但它在似乎是一成不变的程式中蕴含着种种创新、变化与生机,它以类型传递特定意义的同时又隐含或象征 着其他意义。因此,从整体上看,大众文本是一种以动态程式化结构传递多种意义的文本。 大众文本( )是商业“体制”或文化工业提供的“文化或物质意义上的商品”, populartexts ① 是“被大众选择”、“能变成大众文化的文本”。约翰·费斯克在《理解大众文化》一书中给“大 众文本”的这个界定,应该是大众文本的一个经典定义了。但是,辟出专章论述大众文本的费斯 克,却并没有撕掉大众文本身上几乎生来就被理论界贴上的负面标签。与霍克海默、阿多诺等法 兰克福学者们斥责大众文本“标准化”、“伪个人性”一样,费斯克对于大众文本品质的认定是 “贫困”、“过度”与“浅白”。这种从利维斯主义的立场和批评标准出发,居高临下地俯视大众 文本的态度及其判断,就是大众文本在传统批评视阈中的基本定位。 但这种定位在 世纪 年代之后的中国似乎很快就过时了,随着金庸在国内批评界的人 20 90 气飙升,直至被推举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大师”,大众文化和大众文本就以压路机般的不可阻 挡之势碾平了批评者曾经起伏不平的心路。发展到今天,面对冯小刚的《集结号》,我们的批评 家们已经予以了隆重的礼遇,而且几乎是一片欢呼,“划时代的作品”、“新里程碑”、“新范 例”、“样板”的溢美之词不绝于耳。一切仿佛都在表明,大众文本在中国已经被刮目相看和平等 对待了。可是,果真如此么?当然不是,当我们仔细研读《金庸小说论稿》、《金庸小说艺术论》, 以及学者们遴选“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大师”的标准时,认真浏览各种媒体上著名学者们关于《集 结号》的评论时,依然能够感到某种理论与实践之间的错位。如批评者们对金庸小说的解读大都 是从历史阐释、主题意义、生命意识、现代精神、创造性、审美境界等视角进行的,对《集结号》的 肯定是用“现实主义”、“新人文主义”、“个人的人文关怀”、“自我救赎”等来定义的,而对它质 ① 约翰·费斯克:《理解大众文化》,王晓珏、宋伟杰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年版,第 127页。 21 文艺研究 年第 期 2008 6 ① 疑的理由是理想的缺失、“以‘死’来替换 ‘生’,以死亡的 ‘价值’替换生命的价值和尊严”,是 与库布里克的电影《全金属外壳》在人性揭示上的差距。就此我们可以很明显地感觉到,中国的 大众文本分析,基本沿用的还是精英文本的批评模式。我们不能说这种分析是错误的,但至少它 是错位的,错就错在这种批评方式是在拿一种很大程度上不适合大众文本的分析方法来分析大 众文本,结果将大众文本的真正本质给忽略不计或遮蔽了,并没有揭示出大众心目中的大众文 本的真实面目,所以在“礼遇”、“欢呼”的背后仍然是对大众文本的漠视,是一如既往的批评视 角。并且,由于这种漠视潜在于批评者意识的深层而难以自我察觉,这种批评视角受到思维惯性 的驱使而常常不由自主,就格外显得根深蒂固。而观念的凝滞,必然会为理解和阐释大众文本带 来浓重的“先在”理论框架,从而影响大众文本自身的理论建构和我国大众文化的健康发展。 大众文化从上个世纪末以来的“汹汹然”之势,虽然席卷了我国包括精英文化在内的诸多 领域,影响深远,但这种力量显然至今还没有强大到足以使大众文本冲破历史的定势,改变传统 的地位。大众文本的本来面目也许呈现在“大众”那里,但大众文本的真正价值无疑需要批评者 的解读。但“先在”的利维斯主义立场和精英文本的批评模式,势必成为导致批评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