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为什么选择沉默 探访艾滋病感染者内心世界》.doc

他们为什么选择沉默 探访艾滋病感染者内心世界 社会的歧视和孤立，加强了艾滋病感染者的边缘感；消极和孤独又会加速摧毁艾滋病人的整体免疫力。 在现阶段，歧视成为艾滋病防治工作的最大障碍之一，这使得无法找到感染人群是中国面临的最大问题。 刘进依然被全村人孤立着。因为他是这个2000多人口的村子里，惟一的一名艾滋病感染者。 4年前，刘进被县医院确诊为艾滋病感染者。初期的症状与许多感染者相似:腹泻、发低烧。 刘进不明白，为什么他没有告诉任何人，村里人却都知道他得了艾滋病。现在邻居看到他出来，会立刻把门关上；85岁的奶奶在路上走着，会有邻居上前跟她说，以后不要走大路了。 在河南省永城市的一个普通农村，刘进的家像一座孤岛一样被人为隔离起来。 当HIV来临 50%的人选择沉默 与刘进有着类似感受的还有风雷(化名)。 风雷说，他当过兵，是同志，是艾滋病感染者。丝毫不掩饰。 《法制日报》记者见到风雷的时候，他正耐心地给一个中年男人讲鸡尾酒疗法的几种药怎么吃、有哪些禁忌，甚至连分装盒里的药片都帮他依次放好。 这是一位刚被确诊的艾滋病感染者。透过眼镜，他的眼神有些茫然。 风雷说，被确诊的初期，每个人都需要一段时间来适应。这是他们心理最脆弱的时候，很容易想不开、容易钻牛角尖。有的人甚至崩溃了。 艾滋病感染者普遍都会感到无助。在听了《法制日报》记者转述的关于刘进和风雷的遭遇后，天津志愿者陈冬给记者拿出了数据为证——在他接触的千余名感染者中，有50%的人选择沉默。他们不知道该如何告诉家人和周围的朋友。 风雷就曾对记者这样说过:“我没有告诉家里人。我姐姐也只知道我是同性恋。” 社会的歧视和孤立，加强了艾滋病感染者的边缘感；消极和孤独又会加速摧毁艾滋病人的整体免疫力。 一些感染者的机会性感染都是双重感染，比如同时感染淋病、梅毒、乙肝等。因为抵抗力差、心情不好，感染者机会性感染治愈的周期要比正常人长许多。 因此，适当的心理干预，至少能够延缓他们的生命，让他们有更长的存活期。 在确诊初期，如果有社会学者或心理学者立即介入，让感染者能有一个疏导的出口，可以帮他们树立正确、积极的人生观，不去再感染别人。但艾滋病感染者的心理干预在中国是缺失的。 回忆4年前刚被确诊的情形，刘进说:“我当时不敢相信，根本不可能啊!”后来刘进才知道，他在外地打工时找的新女友，是艾滋病感染者。 “得了这个病，一想到85岁的奶奶和14岁的女儿，眼泪就往下掉。”刘进觉得那时候自己像神经病一样。 “两年前，刚知道自己得了艾滋病的时候，特别恐惧。因为不知道自己还能活多久。”风雷把自己关在家里连着打了几天游戏。 日子还得继续，风雷振作起来。他来到北京佑安医院的爱心家园，在这里，风雷成为一名艾滋病志愿者。 在爱心家园，对于那些刚被确诊的艾滋病感染者，风雷和其他志愿者都会与他们单线联系。 因为有着“过来人”的感同身受，志愿者们更容易取得病友们的信任与亲近。风雷说，我们会第一时间安抚他们的情绪，听他们倾诉，告诉他们对这个病的正确认识。 “孤独、彷徨、恐惧、无助，这些感觉每时每刻都侵蚀着艾滋病感染者的心灵。可以说，艾滋病感染者都是在绝望中度过每一个夜晚的。”陈冬说。 寻求温暖 “请给我一个拥抱” 电影《最爱》里，郭富城帮路人捡起掉在地上的烟，把对方吓得落荒而逃；章子怡蹲在地上收拾行李，婆婆朝她的箱子一脚踢去。这是中国第一部以艾滋病感染者为主人公的电影。 电影的表达源自现实。 艾滋病感染者和病人最害怕什么? “身份暴露。” 为什么? “怕被歧视。” 在记者的采访中，所有感染者的答案都是如此。 刘进甚至觉得，歧视有时候比死亡更可怕。“这个病已经让人很痛苦了，再被歧视心里受不了。” 刘进说，他现在买生活用品都去镇里的超市，“因为镇里没人认识我”。去村里的超市，一看到他“人们都跑开了”。 如果不是艾滋病，35岁的刘进不过是湮没在成千上万外出打工的农民中的一员。现在，正值青壮年的刘进基本丧失了劳动力，他的右腿经常没有知觉。 “在村里，我们是被孤立的人，没人说话、没人来往。我们娘仨一般不出门，就在家呆着。”刘进觉得闷得很。 半年前，刘进见到了杨毛党(化名)——外村的一名艾滋病感染者，惟一一个与他交流的人。“杨毛党让村里人拿棍子打出来不让进村，脸都打破了。”刘进说。 对于村民的过激反应，刘进说，在我们农村，都认为这个病是传染病，得了就会死。我们农村也没有关于艾滋病预防知识的宣传。 2010年11月28日，旨在探寻“人与艾滋病关系”的“绝对距离”当代艺术展启动仪式在北京草场地国际艺术村举行。记者在现场目睹，一位艾滋病感染者套在羽绒服外面的白T恤上写着:“我是艾滋病感染者，请给我一个拥抱”。但始终无人回应。 事实上，艾滋病感染者需要的绝不仅仅只是一个拥抱，而是普通人真正从内心去接纳他们。 他们看重的是权利，这个权利是个人尊严、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