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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服务的制度结构》中文版序言 公共经济的比较研究 埃莉诺·奥斯特罗姆 著 毛寿龙 译 亚当·斯密的主要贡献之一在于他发明了一种秩序理论，认为在一组人们认同的规则之中许多人追求自身利益的独立的努力可能会导致有益的结果。斯密的工作为现代微观经济学提供了基础，后者把竞争性市场的理论形式化了。个人组织企业，寻求通过生产和交换取得获益的机会。一个法律框架确定和实施产权与契约安排，在其中存在一个开放的市场，交换纯粹私益物品的买者与卖者的相互竞争，产生激励，导致较优的结果。尽管每一个参与者试图使自己的福利最大化，但生产者和消费者在纯粹私益物品方面竞争的结果是，在使一些人比其他人取得最小优势同时，使所有人都获得收益。与这一秩序观一致的公共政策鼓励发展市场，以刺激“国民财富”的增长。 斯密的秩序理论与霍布斯的秩序理论完全相反，后者认为自主组织与竞争导致战争状态，因而有必要建立一个单一权力中心来支配所有的社会关系，并把和平与秩序强加给其他人。对霍布斯来说，秩序源于决策由一个人作出，而不是由许多自主组织和独立的决策者作出。尽管现代学者常常否认他们有霍布斯的思想渊源，但现代“国家”理论与霍布斯有着直接的渊源关系。国家被界定为一种组织，它垄断着立法权，以及合法使用暴力权。 有时候使分析家困惑的主要问题是，市场组织的逻辑在多大程度上能够适用于从事非纯粹私益物品生产活动的组织。比如，在1954年，保尔·萨缪尔森就指出，当物品是公益物品，因而是不可排他和不可分时，就不可能依靠分权的、自发的(自主组织的)过程来实现开放的竞争市场所实现的同样优等的水平。就在同一年，H. 斯考特·戈登(H. Scott Gordon)考察了开放竞争性程序对诸如渔业等公共池塘资源的效应，对这类资源来说，排他是困难的，但物品为一个使用者所占用，其他使用者无法使用。萨缪尔森和戈登，以及许多在他们的基础上进行研究的学者，都指出处理集体物品时得到次优结果(在此，我把集体物品看作是公益物品和公共池塘资源)。问题的范围从微小的供给不足到“公地悲剧”。当外部效应产生而难以排除不支付供给成本的人取得收益时，市场就难以取得最优的结果。这些经济学家的著作和某些公共行政理论传统所包含的政策建议就是有必要运用中央集权的权威来实现集体物品更多的福利潜力。 现在，人们的政策方案是运用斯密的秩序概念来处理所有的私益物品，而用霍布斯的主权国家概念来处理所有的集体物品。既然现代经济所需要的许多物品和服务并不是纯粹的私益物品，这就导致了这一方案，即国家应该提供和生产所有市场无法提供的物品和服务。然而，说明了一个制度安排导致次优的绩效，并不等于说明了另外一个制度安排会表得更好。在有效提供和生产地方性公益物品和公共池塘资源方面，政府垄断同样也会失败。当不同人群之间对公共空间的使用、警察保护的水平或者城市基础设施的投资等地方公益物品的偏好水平和类型存在实质性差异时，就不存在已知的投票机制把个人偏好转变成稳定的反映“公共利益”的集体偏好(Arrow, 1951)。在庞大的公共官僚机构中，信息丢失、回避责任、预算最大化问题，是严重的(Tullock, 1965; Williamson, 1967; Miller, 1992)。减少回避责任和腐败的机制是难以建立的。因此，市场和国家在现代政治－经济生活的一些领域里都无法增进福利。结果，政治经济学家需要一组比“一个”市场或者“一个”国家更为丰富的政策设计框架。 我们政策设计框架的贫困，在一定程度上源于把政治经济学分成两个沿着两条路径演进的学科。尽管学术的专业化会导致实质性的收益，但是以其他学科类型化的制度安排观念为基础作为普遍适用的政策方案也有过分专业化的负面效应。当经济学家说明了市场安排失灵时，他们往往简单地建议国家应该处理这些问题，而不考虑如何创造激励来提高绩效。集体行动的理论联结了所有政治经济学家的工作，显然强化了把国家当作市场之替代物的倾向，因为公认的理论认为自主组织提供公益物品或者管理公共池塘资源是高度不可能的。当政治科学家和政策分析家说明了过分集权的政府单位也缺乏绩效时，他们往往建议把“民营化”当作灵丹妙药，而不符合逻辑地考虑如何创设一组激励机制来提高绩效。 我在学术研究上致力于开发以经验为基础的理论，横跨经济学和政治学(也涉及其他社会科学)，进行比较制度分析。作为一个制度分析家，我尤其关心公共经济如何提供和生产公益物品以及公共池塘资源，各种各样的公共经济的结构如何影响参与者互动的激励机制和模式，以及所取得的结果。我与许多同事进行合作，研究了美国城市地区的公共经济，也研究了世界上许多地区各种各样公共池塘资源的治理和管理的问题。比较新近的对公共池塘资源的研究已经相对为人所熟知了。早期对大城市地区公共经济的研究结果分散发表在各种出版物上，一般并不为人所知。这些方面的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