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理”的泛化及其效应.docVIP

“公理”诉求及其泛化效应 王中江 观察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中国知识界，我们可以发现这样一个基本事实，即在知识分子的话语系统中，确立起了一个表达普遍性的新的关键词──“公理”。尽管知识分子们的知识结构并不相同，而所叙述、讲解的社会政治理念、学说甚或相反，但他们在诉求新的合法性的知识和价值尺度──“公理”上具有惊人的一致性。那么，知识分子是如何诉求于“公理”的呢？“公理”为何具有如此的魔力而赢得了人们的普遍认同呢？这种认同，其历史效应又如何呢？等等，这是本文要关心和讨论的问题。 一 公理图像素描 从名词上说，“公理”在古汉语中，早就有了，最早使用这一词语的是《管子·形势解》，其言曰：“行天道，出公理，则远者自亲。”《三国志·吴志·张温传》亦言：“专用私情憎爱，不由公理”。这里的“公理”，具有双重的意义，一是普遍性的准则，二是公正或正义。“公理”一词虽早就出现了，但在中国传统思想观念中，它并不是一个重要的词汇，出现这种情形，很可能是由于它被与它在意义上接近的词“天道”、“天理”和“公”补偿了。 然而，从19世纪末开始，“公理”一词在中国知识界逐渐活跃了起来，到20世纪初，它更是大出风头，获得了无上的权威，是在“科学”一词占统治地位之前人们通常接受的代表普遍知识和最高价值标准的通用语。在近代，谁最早使用这个词，我们还不能断定，但康有为的使用看起来是比较早的。据《康南海自编年谱》所载，光绪十一年(1885年)，康有为二十八岁，“从事算学，以几何著《人类公理》。……手定大同之制，名曰《人类公理》。”这说明康有为此时已经比较重视“公理”一词了。就“从事算学，以几何”等字眼看，康此时所用的“公理”，应是英语“axiom”的译语。当时人们在翻译和介绍西方自然科学书籍特别是数学书籍时，已经把“axiom ”一词译成为“公理”了。严复对“公理”的使用也比较早，如1895年，他在所发表的《救亡决论》一文中说：“今固不暇与明‘学’为天下公理公器”。与使用“公理”相比，严复更多的是使用“公例”一词，偶尔也使用“大例”。但是，在他那里，这三个词，完全是一个意思，都相当于“axiom”。总之，在维新人士所开创的风气影响之下，“公理”（还有“公例”）开始在中国知识界流行，很快获得了中心词的地位，形成了一幅幅公理图像，令人眼花缭乱，目不暇接。 既早且影响较巨的要算“进化”这一“公理”了。这是由严复翻译《天演论》及其大力宣扬“进化”观念带动起来的。严复翻译的是赫胥黎的书，但他在书中所加的按语中，却主要是介绍和传布斯宾塞的“进化”观，把斯宾塞的理论视之为“公理”，在为此书第一篇所加的按语中，严复说：“自有达尔文而后生理确也。斯宾塞尔者，与达同时，亦本天演著《天人会通论》，举天、地、人、形气、心性、动植之事而一贯之，其说尤为精辟宏富。其第一书开宗明义，集格致之大成，以发明天演之旨；第二书以天演言生学；第三书以天演言性灵；第四书以天演言群理；最后第五书，乃考道德之本源，明政教之条贯，而以保种进化之公例要术终焉。呜呼！欧洲自有生民以来，无此作也。”在严复看来，赫胥黎的许多论断，如“以物竞为乱源”、“人治不可期”等都不是“公理”，与此相反的斯宾塞的论断才是“公理”。照斯宾塞的说法，通过全体国民依照规则的自由竞争能够达致社会的理想；而要在国与国的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就需要社会群体的合力。严复非常欣赏这两点，因此，他认为有秩序的个人自由竞争是“公理”，合群是“公理”。 在严复的提倡下，竞争进化成为至高无上的公理并被知识界广泛地接受。维新派代表人物梁启超在宣扬进化公理上不遗余力，他屡有论述：“盖生存竞争，天下万物之公理也；既竞争则优者必胜，劣者必败，此又有生以来不可避之公例也。又说：“日进而趋于多数也，是天演之公例不可逃避者也。……夫物竞天择，优胜劣败，此天演学之公例也。基于对进化公理的肯定，梁启超以推演他的其它思想观念，如他说：“循物竞天择之公例，则人与人不能不冲突，国与国不能不冲突，国家之名，立之以应他群者也。”不仅维新派把进化论视为公理，革命派和一些新文化运动人士也都把进化论当作公理，并从中推导出其它的公理，如提出，“‘无穷尽’进化之公例也。”“思想进化非人之所能为，亦非人之所能阻，此即进化之公理也。” 但是，当“互助论”传入中国后，它也被当作“公理”。显然，以“竞争”为核心的“进化论”同以互相帮助和协力为主的“互助论”，在理论旨趣上恰恰是对立的两极，两者的立论不可能同时都是公理。但中国知识分子对二者的处理方式非常有趣，在一定程度上，他们试图把二者统一起来。如刘师培相信“互助”为“公理”，同时又承认“竞争”也是“公理”，他论证说：“吾辈行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