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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反垄断法个性及其机理刍议 经过漫长的争论《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垄断法》终获通过。从此之后，我国的市场经济进入了一个有经济宪法保障的阶段。基于市场经济的共性，立法者和学者们在立法过程中借鉴了大量先进国家的经验，移植了许多现成的制度，其共性顺理成章。但法律毕竟是一个地方性经验和知识的总汇，诸多因素决定了中国的反垄断法必须呈现自己的个性。这是因为，我国虽已步入市场经济国家行列，但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任务尚未完成；虽然我国不乏先进产业和尖端技术，但许多行业和领域仍处于落后状态； 虽然我国已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体系，与先进国家同步竞争，但国内外企业之间差距很大，其竞争能力无法相提并论；虽然目前谈及垄断问题似乎过早，但许多领域存在垄断却是不争的事实；虽然政府应始终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但个别政府机构排斥和限制竞争的事实又不容忽视。因此，中国反垄断法的个性并非学者们在刻意标新立异，而是国情使然，是世界反垄断法普遍原理与中国市场经济特殊实践相结合的必然产物，在世界反垄断法中颇具代表性。经济地位决定法律地位，中国反垄断法一定会随着中国经济实力的增长而渐具影响，特别是其与众不同之处将受到更多人的关注。为此，有必要阐述中国反垄断法的个性及其存在机理，以资所需者借鉴。 一、立法目的的个性：维护社会公共利益 与其他大陆法系国家一样，立法目的或立法宗旨是我国法律文本中必不可少的一个条款。该条款总是居于最为醒目的首条，鲜有例外。这是因为立法目的凝结了法律的基本价值和追求目标，是法律价值的宣示和外化，其后所有的原则和法律规范不过是目的条款的具体化和实现目的的手段。目的条款是纲，其余皆为目。由于国情不同，各国反垄断法面临的任务不同，目的也各不相同。我国反垄断法的立法目的反映了反垄断法的价值取向和追求目标，决定了反垄断法的制度构成、规制方法、规制力度和法律责任等基本内容，是反垄断法各项制度的基石。可以说，中国反垄断法的个性均源自其立法目的。 综观各国反垄断法，其立法目的有多个层次的表述，如秩序、公平、经济效率、竞争机制、消费者福利、统一的共同市场等。[1]、[2]我国反垄断法与众不同之处，首先是将维护社会公共利益和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健康发展作为追求目标。这是我国学者和立法者对垄断和反垄断法深层次认识的结果，是对垄断危害性和反垄断法基本任务的正确定位。这是因为： （1）从对竞争的阻碍来看，垄断具有社会危害性。“竞争是自然界和人类社会普遍存在的现象。生物的进化、人类的发展、社会的进步，都离不开竞争”。[3]市场经济就是竞争经济，竞争机制是决定市场功能能否正常发挥的重要因素。[4]正是在竞争机制的作用之下，企业才具有生机和活力，各种资源才能得到最大限度的利用，社会经济才能得以发展，西方发达国家的经验和中国的经验教训都充分证明了这一点。可见，限制和阻碍竞争是对竞争机制和市场功能的一种危害，不仅会损害企业和消费者个体的利益，而且会阻碍整个社会的发展和进步。如果仅将垄断看作一种简单的私权行为，势必会贬低垄断与社会公共利益之间的关系，忽视对竞争机制的保护。 （2）垄断中的受害者具有不特定性和群体性特点。与民事侵权行为不同，垄断行为侵害的对象往往是不特定的。市场一旦出现垄断，弱小的经营者和消费者将成为垄断者任意宰割的对象，并最终扼杀一个产业的活力和竞争力，导致生产力水平下降。因为垄断所产生的关系与普通民事关系不同，不是特定主体之间的关系，而是社会公共利益。 （3）垄断与经济秩序存在直接的联系，是导致市场失灵的重要原因之一。秩序是社会存在的一个基本条件，也是市场经济健康运行的前提。在决定市场秩序的诸多因素中，竞争和竞争关系是其中的决定性因素，因为只有通过竞争机制，供求关系才能趋于平衡，价格才能趋于均衡。垄断最终不仅会损害竞争对手的利益，而且由于竞争机制不能正常发挥作用，会使价格信号失真，不能反映真实的供求关系，最终导致市场调节失灵，市场发生混乱。 总之，将垄断与社会公共利益联系起来是我国立法者和学者对垄断认识的升华，是反垄断法立法目的的一个创新。除此之外，中国反垄断法还应当有一个满足本土需要的个性，即维护统一的全国市场。因为虽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已基本确立，但国内市场被人为分割，行业垄断和地区封锁现象极为严重。行业垄断主要源于传统计划经济体制，其重要表现就是在政府部门的支持下，少数企业控制着某个行业，其他经营者很难进入与之竞争。地区封锁主要是地方政府为了谋求地方利益的最大化，人为设置市场壁垒，封锁本地市场，阻碍自由竞争。分割后的市场人为缩小了竞争空间，减轻了经营者提高产品或服务质量的动力和压力，最终导致消费者利益受损。封闭状态下的市场也必然导致价格扭曲，无法向经营者准确传导信号，无法正确引导生产、投资和消费。因此，市场分割严重限制了竞争，破坏了市场机制的正常运作，最终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