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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国情的八个关键问题来源: 华尔街日报 于 13-03-08 11:21:38编者按：中国新任领导人习近平在2013年两会期间强调，中国改革已经进入攻坚期和深水区，要敢于啃硬骨头。但改革攻坚的前提是对中国国情有基本和清醒的认识。华尔街日报中文版将陆续刊出维也纳大学朱嘉明新书《中国改革的歧路》中第三篇《中国国情的八个关键问题》的内容。本文是第一个“关键问题”──“关于政府和市场的关系”。朱嘉明 中国国情是什么？“超大”无疑是最显著的特征，十几亿人口、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等等。然而，除了“超大”之外，还有更重要的特征，那就是“变动”，经济发展阶段更迭、制度解构和重建、社会转型，等等。而造成“变动”的因素，从历史到现实，从国际到国内，从意识形态到经济利益，相当复杂。其中，发生过影响的各种主义就不下十种。所以，30余年的改革过程，就是各种因素的“杂合化”过程。中国当然早已经不是以公有制为基础的计划经济，也不是私有制为基础的市场经济，更不是计划和市场结合的“混合经济”。无论“资本主义”，或者“社会主义”，甚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都不可能概括中国的基本特征。中国是什么，竟然成为问题，以至很难对现阶段的中国经济制度和社会形态给以清晰的定义。古今中外，都没有观察中国的现成参照系。关于中国的判断，此时此刻似乎是正确的，到了彼时彼刻就会错了。所以，分析中国，仅仅避免“盲人摸象”式的片面性是非常不够的。因为，连中国是不是一头真的“象”本身都是问题。当你事先假定中国是“象”的时候，其实就已经犯了“先验主义”的错误。退一步，即使中国曾经是“象”，因为受到各种因素影响，不断处于变异和演进之中，此“象”也已非彼“象”。总之，中国是一个处于持续“变动”之中的庞然大物。认知中国新国情，需要具有全面和动态的双重意识。笔者选择和讨论的八个问题，所要揭示的是，任何一个描述中国的概念都必须根据实际情况做重新解读。关于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只要面对中国经济改革和经济发展，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就是不可回避的首要问题。在这个问题上，有两种极端主张：一极是肯定政府干预，甚至主张由政府来控制市场和管理市场，以求产生超越自由市场的效率；另一极则倾向“市场经济万能”，反对政府参与和干预市场活动，认为市场可以通过公平竞争，避免资源配置扭曲、寻租机会、权钱交易。上述两种看似极端不同的主张，都隐含了一个共同的前提，那就是市场经济已经存在于中国。其实，这是最大的“幻觉”。评价一个国家是否是市场经济国家，是有标准的。如果以世界发达国家作为参照系，可以从“国家”或者“宏观”，以及“企业”或者“微观”两大类标准，衡量一个国家的市场经济程度。这些标准至少包括：产权的清晰程度；对私人财产权保护程度；市场决定资源配置程度，决定价格、成本、投资程度，决定汇率变化程度等等，或者反过来说政府干预和控制市场经济运行的程度；劳资双方工资谈判的自由程度；企业会计制度达到国际规范的程度；设立合资企业或外资企业的自由程度；企业向国外转移利润或资本，以及决定出口价格和出口数量的自由程度；开展商业活动的自由程度，垄断行为是否得以控制，市场规则和市场秩序的完善程度，等等。上述标准中，市场决定价格、自由贸易和货币的可兑换最为关键。如果以这些市场经济的标准来衡量，中国并没有形成市场经济。最多是建立了市场经济的外壳，并没有市场经济的实质。所以，诸如“市场失灵”和“市场失败”的问题，无从谈起。在中国过去30余年间，政府和市场的关系经历了三个基本阶段：第一阶段是 1980 年代，计划经济解体，政府作用下降，市场经济开始；第二阶段是 1990 年代，政府作用全面反弹，发育不久的市场经济遭到压制。在这个阶段中，既有对 1980 年代改革的“路径依赖”，也有对 1980 年代改革的背离。第三阶段是在 2000 年之后，政府彻底控制市场，市场沦为政府工具，不仅远离了市场经济，跳跃过自由竞争阶段，直接走向了国家垄断经济。其间，只有 1980 年代，曾经有过市场经济发育和成长的机会。那么，为什么政府在和市场的博弈中成为了赢家，以建立市场经济体制为目标的改革却没能使之建立市场经济呢？以下因素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第一，政府具有天然优势，主导“市场经济”的创建。1980年代的经济改革企望通过市场经济替代计划经济，废弃计划经济。但是，因为中国的市场经济传统在 1950 年代被彻底摧毁和连根拔掉，重建市场经济需要政府主导。也就是说，新的市场经济不是自然发育出来，而是要依靠政府培育和扶植。这是经济改革最重要的初始“悖论”。问题是，政府原本是计划经济的核心，掌控着几乎全部经济资源和经济活动空间。而且，并不存在任何对拥有绝对经济权利的政府的制衡力量。所以，依赖这样的政府重建市场经济，划清政府和市场边界，制定相关法规和政策，完成行政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