入蜀僚人的民俗特征与语言遗存（中史研究）.docVIP

（原载《中国史研究》2000年第2期） 入蜀僚人的民俗特征与语言遗存 ——“僚人入蜀”再研究 刘 复 生 一 引言 “僚人入蜀”是指公元四世纪成汉政权时期，大量僚人（原作“獠”）涌入蜀地的事件，治西南古代史和民族史者莫不予以极大关注。对于僚人从何而出，大体有两类记载。一说是由南方北上入蜀，如宋初《太平寰宇记》（下称《寰宇记》）卷七五引《益州记》云“李寿从牂柯引僚入蜀境”，《太平御览》卷一六八“巴州”条引唐《四夷县道记》说：“李特孙寿时，有群僚十余万从南越入蜀汉间。”《水经注》卷八“漾水”亦谓僚由牂牁（今贵州一带）北上。另一类记载则“含糊”其辞，如李延寿《北史·僚传》仅言：“李势在蜀，诸僚始出巴西、渠川、广汉、阳安、资中。”司马光《资治通鉴》卷九七载晋永和二年（公元346年）506年）。意见的分歧反映了对史料的不同理解，也表明研究有待深入。 我认为，僚人入蜀的事实是可以肯定的，但是若以《北史·僚传》所谓“自汉中达于邛笮，川洞之间，所在皆有”之僚皆为从南北上者则非。巴蜀地区原住居民中，本有被称作“僚”的民族。如郭璞（死于公元324年）曾说：“巴西阆中有俞水，僚人居其上。”《水经注》卷八“漾水”下有云：“汉水（案此指嘉陵江）又东南得东水口，水出巴岭，南历僚中。……汉水又东濩溪水合，水出僚中。”又其卷十一“汉水”注说：“汉水右合池水，水出旱山，。事实正是这样，这一事件不但对西南古代民族的演变带来了深刻的影响，也为民族融合提供了一个生动的实例。如何估价这场民族迁徙活动和它所产生的影响，值得继续深入探讨。 二 入蜀僚人的民俗特征 晋唐时代所谓“僚人”，不是单一民族称谓，除巴蜀地区外，西南、华南很多民族都有此称。但是，入蜀僚人长期保留着某些最具民族特征的民俗，这是巴蜀地区原住“僚人”所不具有的。 竹王祠 《后汉书》和《华阳国志》均载有夜郎古国“竹王”的故事，传说竹王死后，其部众为之建祠祀奉。后世在四川以及黔、云、鄂、桂诸省均建有竹王祠，但夜郎古国的疆域不可能有如此之大。竹王传说本夜郎国王系所在，“竹王祠”的广泛存在充满传奇色彩，它与夜郎民族的迁徙相关，在四川者则是“僚人入蜀”的产物。清蒋攸铦在《黔轺纪行集》中，有“铜鼓声中赛竹王”的句子，铜鼓与竹王之间的密切关系在“僚人入蜀”中得到了具体的反映。 四川地区古代有多处“竹王祠”。《太平御览》卷一六六引《蜀记》：“荣州有竹王庙。”《寰宇记》卷八五载：荣州（今荣县）旭川县有竹王庙，汉武帝伐牂柯斩竹王，“故土人不忘其本，立竹王庙。岁必祀之，不尔，为人患”。再是为邛州（今邛崃），《寰宇记》卷七五载大邑县有“竹王庙”，宋《元丰九域志》（下称《九域志》）卷七载邛州“有竹王三郎庙”。又《宋会要辑稿·礼》二一之四六载：丹稜县（今丹棱）有“竹王三郎庙，嘉定九年四月赐额”。另，嘉州（），则完全忽视了“僚人入蜀”这一民族迁徙活动所带来的深远影响。 凿齿穿耳 凿齿（打牙）和穿耳（儋耳、聸耳），是广泛存在于我国南方（包括东南和西南）古代某些民族的特殊习俗，秦汉时就有许多零散的记载。晋张华《博物志·异俗》载自荆州极西南至蜀郡间的僚子“既长，皆拔去上齿各一，以为身饰”，此就西南地区而泛言之。《新唐书·南蛮传下》记有乌武僚者：“地多瘴毒，中毒者不能饮药，故自凿齿。”宋朱辅《溪蛮丛笑》记湘西“仡佬妻女，年十五六，敲去右边上一齿”。 元周致中《异域志》所记僚人，“有打牙者，为打牙葛僚”。贵州普安县有被称为“打牙仡佬”的仡佬族人解放前仍保留有此种习俗。《说文》：“聸，垂耳也；南方有聸耳之国”。 西汉在今海南省地设儋耳郡，正乃因俗而名。杨孚《异物志》指儋耳为“南方夷”，《博物志·异人》记有“远夷儋耳”。“儋耳”为南方民族的习俗没有疑问。 在泸叙地区，秦汉时期“本有僰人”，而“汉民多，渐斥徙之”，汉民的开发和移居使当地“僰人”遽剧减少。然而自晋以降，却有大量僚民出现在这一地区，正是僚人入蜀的产物。《寰宇记》卷七九记戎州（今宜宾）风俗说：“其蛮僚之类不识文字，不知礼教。言语不通，嗜欲不同。椎髻跣足，凿齿穿耳。”元李京《云南志略·诸夷风俗》云：“土僚蛮，叙州南、乌蒙北皆是，男子及十四五则左右击去两齿，然后婚娶。”原泸州所属羁縻州溱州（今重庆綦江一带），治在“领僚户”而置的荣懿县，熙宁年间宋军镇压地僚民，“所获首级，多凿齿者”。在明代征服泸南“都掌蛮”的战争中，在俘获的都掌人中，就有不少“凿齿穿耳”者，且以此来区别“真蛮”与“假蛮”。明军在一条“军令”中特别提到：“官兵获到功次，务要真正穿耳凿齿者方准算功。其有穿凿不全者，不得一概拟赏。”又在一则公文中说：“其功级虽以穿耳凿齿为准，但闻蛮近狡猾，自不穿凿，反穿凿掳去汉人，使之当先。” 现今考古资料证明，“僰人悬棺”的主人有此打牙习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