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许霆案件中的定罪量刑问题研究.docVIP

关于许霆案件中的定罪、量刑问题研究 　　王晓楠 　　2007年底的一个案子吸引了全国人民的关注，案件并不复杂，被告人许霆在一个出错的ATM机上连续操作171次恶意取款17.5万，一审许霆被广州中院判处无期徒刑。这个案子最早被人们所关注并不是对案件的定性而是量刑，因为在当今没有贪官动辄贪墨百万也只是适用了有期徒刑作为刑罚，17余万与之相比小巫见大巫。一时间从司法实践界到理论界，许霆案件成为了关注的焦点，对于这个案子众多学者也各执一词。不当得利说、侵占说、盗窃说、银行过错说几如一夜春风之后的梨花。笔者认为有必要在剖析案件之前先来探究一下许霆案件引起这么大的关注的原因。 　　一、关于许霆案件争议极大的原因的探究 　　如前所述，许霆案件引起人们的关注和以往引起关注的案件的关注点有些不同，以前引起关注的焦点集中案件的定性上，而这一次人们关注的是量刑部分——人们普遍觉得量刑过重了，即使是认为许霆的行为应当入罪并受到刑罚的人也认为无期徒刑过于严厉。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姜兴长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广州许霆案”属于恶性取款，定罪判刑是应该的，但这是一个特殊的盗窃案件，判处盗窃金融机构罪显然不合适，应该综合考虑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从我目前了解的情况来看，一审判处无期徒刑明显过重”。 贺卫方表示，自己得知这个判决时，感到很震惊，“不是对法律判处当事人有罪感到震惊，而是对其处罚太过严厉感到震惊”。 这一次司法实践界和理论界难得的在同一个案件上有了和谐统一的观点：许霆案件的一审判决是过于严厉了。这一次法律精英们俯从了民意，问题关键是为什么民众会认为量刑过重呢? 　　量刑过重是一个比较之后得到的结论，民众把许霆案件和贪污案件作了比较。现在不少贪污了百万、千万的官员得到的刑罚量也至多不过是一个无期(近几年司法实践有关贿赂性犯罪的判决告诉我们，此类案件适用死刑的数量、比例在下降)，许霆的行为即使再超越法律界限也不会比这些贪污的官员更加严重，既然行为并不见得严重，那么获得了比贪污更加严重的刑罚后果，民众自然要愤怒，自然要不平。从民众情感上来说民众对于国家公权力的代表们要求要更高，因为我们国人有着根深蒂固的“清官文化”。所谓“当官不为民做主，不如回家卖红薯”就是一个生动的写照，国家公权力代表的贪污行为要远远比盗窃行为不能为民众所接受。关于这一点也并不是民众的“仇视官员”的表现，从刑法理论上分析我们同样能够得到相较之于盗窃我们更应当严惩贪污的结论。单从行为的性质来看，贪污行为其中有一种表现形式就是窃取;然而盗窃的主体具有国家工作人员的身份并且是在利用这种身份，贪污的行为人不仅侵犯了财产性的权益还破坏了国家工作人员的廉洁性。对比盗窃罪而言贪污侵犯了更多国家保护的重要利益、关系，理所当然应当承担更严厉的刑罚后果，然而现实中却出现了相反的情形，于是民众对于刑法的朴素理解与司法实践出现了偏差，这种偏差导致了民众对于司法的不理解和不满意这对建立法治国家是有害的。 　　二、关于许霆案件几种主要观点 　　(一)不当得利说 　　这种观点认为许霆与银行是一种合同法律关系，许霆办理银行卡并存入相应的金钱，而银行提供服务，包括设置ATM机让自己的客户取款。案件的起因是因为银行的错误给付而使许霆获得了不当得利。不当得利的构成包括四个方面，一方取得财产利益，一方受到损失，取得利益与所受损失间有因果关系，没有法律根据。银行本来只需要给许霆以卡内金额为限的金钱，但事实上却远远超出了本应给予的金额，对于此，银行欠缺给付目的，属于给付错误，而本案完全符合上述四点，是属于给付不当得利。这种观点认为许霆的行为还可以通过民事法律继续调整就应该继续停留在民法的调整范畴之内。 　　(二)银行过错说 　　该说强调，银行在该案中负有对ATM机、银行计算机系统的维护责任，许霆的取钱行为完全在银行的“配合”下完成的，该案的发生也是在银行的“过错在先”的情况下发生的，因此许霆不应构成犯罪。该说把矛头指向了银行系统，甚至出现了如果许霆要定罪就应当把银行作为共犯的说法(许霆的辩护律师就曾在法庭上质问ATM知罪么?)。 　　(三)侵占说 　　该说认为因为无法证明许霆有着非法占有的目的，而且在二审法庭上许霆也坚称自己是为了替银行保管这17.5万，后来许霆携款逃走的行为完全可以是看成是他不归还欠款的表现，这样一来许霆要承担刑事责任，但是又不会带来无期徒刑这种让我们大家都感到有些过重的刑罚，可以算得上是一个折衷的办法。 　　(四)盗窃说 　　这种观点认为许霆的行为符合刑法之中盗窃罪的犯罪构成，应当以盗窃罪入罪，承担刑事责任。然而持这种观点的人也都认为以无期徒刑作为刑罚后果也过于严厉了。 　　对于许霆案件现在有理论支撑的观点基本上都属于这四种观点的范围，下面我们将对许霆案件从定罪到量刑做一次梳理。 　　三、关于许霆案件的定性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