养老金改革路向之研究.docVIP

「人生易老」是古人常感叹的，老有所靠乃是人之常情、常理。中国社会正在转型，养老方式和养老金的来源也在变。国务院1991年颁行《国务院关于城镇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的决定》，开始建立新的多层次养老保险制度，即养老保险费用由国家、企业、个人三方面共同负担；实行个人缴纳养老保险费、养老保险基金，实行社会统筹，劳动合同制工人和原固定职工养老保险基金合并调剂使用，明确劳动部和地方各级劳动部门负责管理城镇企业职工的养老保险工作。简单地说，这一改革要求个人和企业定额定时拿出一笔收入，存在政府管理的国家基本养老保险基金中。职工到了退休年龄，该基金按一定的计算公式，逐月将这笔存款（包括利息）发放给职工和家属，直至领款职工死亡并款尽为止。于是，如何管理国家基本养老保险基金中的资金，成为政府和有关专业人士的新课题，其中该资金与宏观经济和金融市场的关系尤为突出。这一关系错综复杂，动一发则可能直接或间接地牵动全社会每一份子的切身利益和经济机制的各个环节。中国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的成功与否，很大程度取决于我们对该关系的深入研究和谨慎决策。 一　新系统中的老问题 　　「政府系统之完美在于『为人民』孕育最大的幸福、最可靠的社会保障和最安定的政治局面。」南美「解放者」波利瓦将军（Simon Bolivar，1783-1830）1819年的这段话，第一次提出「社会保障」，并把社会保障同人民幸福和政治安定并列，当作完美政府的三个标志。近两个世纪过去了，波利瓦的乌托邦式完美政府并没有实现，但人类社会为此作出了不懈的探索和努力。各国退休养老保险系统的不断改革，就是这一探索和努力的重要组成部分。 　　政府建立国家养老保险系统、提供良好的养老保险安排容易得民心。但因为政府官员为此所作的财政承诺要等若干年后（职工退休时）才需支付兑现，没有现时的资金压力，所以往往自觉或不自觉地向职工和家属许诺过高的退休养老保险金额，或答应过高的养老金投资回报。久而久之，过高的许诺造成过高的期待。等到国家财政负担不起的时候，便引发养老保险偿付能力的危机、人民生活和政治局势的动荡。许多国家都发生过这样的困境，我们决不能掉以轻心。 　　1949年以来，很长一段时间里，中国的国家职工退休养老金系统采取现收现付式 （pay-as-you-go），无备资（unfunded）限定福利额式（defined benefit）养老金体系，国家或企业将养老金直接纳入当年的操作预算。职工退休以后，从单位领取本人原工资85%或更高的比例作为退休金。论文虽然国情不同（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下的低工资制），但跟一些发达国家相比，这仍是很高的许诺。表1比较不同国家的工资替代率，即退休养老金与原工资之比。 表1　90年代初六国退休养老金系统平均工资替代率比较（单位%） 　 中国 瑞典 美国 英国 日本 德国 工资替代率 85.9（1993年） 57.04 49.5 43.2 41.9 34.4 　 资料来源：中国人民大学劳动人事学院和比利时根特大学法学院：《欧盟一体化过程中的劳动力市场与社会保障政策：中欧比较研究》（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劳动人事学院，1999），页136。 　 　　进入改革开放时期，继续维持如此高的平均工资替代率，不免大大降低了企业竞争力，给国家经济发展带来沉重的财政负担。雪上加霜的是，文革以后，中国人口老龄化速度加快，国有企业效益低落，致使原有的退休养老金系统濒临崩溃。据世界银行的报告，中国政府的悬置养老金债务（pension debt overhang）在90年代初已经达到295% （以折扣率8%计算，悬置债务超过200%即表示债务严重）。到2000年，中国的隐性养老金债务将高达79,243-118,864亿人民币。 　　但中国的情况并不特殊。全世界约有150个国家实行过限定福利额式养老金，都曾经在不同时期、不同程度上面临相似的问题。解决方案，多半是终止或改造旧的系统，逐渐从现收现付限定福利额式养老金形式向备资（funded）限定拨款额式（defined contribution）养老金转型。中国现行的国家基本养老保险与企业补充养老保险、个人储蓄养老保险以及商业人寿保险相结合的多层次养老保险体系，就是遵循这一通行的改革模式的结果。 　　可是我们必须注意到，这一通行的改革模式并非在任何时候都是灵丹妙药。所有退休养老保险系统的有效运作，都基于一个简单的道理，即： 养老金总额 = 投入资金 + 投资回报 无论模式如何改，这个等式都不变。其中一个量的变化，必然引起其它量的相应变化。养老金总额只会等于投入资金和投资回报之和，除此之外，别无奇迹可言。这张底牌，不仅政府官员和专业人士要牢记，也应当让职工、家属和退休人士明白这个道理。这样，各方都朝同一个方向努力，转型才有准星。对上述公式中任何一个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