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前期官品令研究之我见.docVIP

北宋前期官品令研究之我见 李昌宪教授 南京大学 一、缘起： 宋朝品阶制度前后变化很大，《宋史·职官志》中对此的记载，年代断限不明，学者难以据此立论。对此，有学者说，“以往，在宋史研究领域，凡涉及北宋前期的寄禄官品，中外学者都不得不援引《宋史·职官八》的记载以为根据。尽管《史志》已明言其所载官品系绍兴以后修定者，但人们强以为北宋前期的寄禄官品也是如此。甚至有些学者不分皂白直云北宋前期某官几品，而不言其所据乃是《宋史·职官志》记载的南宋官品。不曾察觉这种作法实同郢书燕说，更不知南宋的官品制度与北宋前期的相去甚远”。 载于《宋史·职官八》的官品令是南宋时的官品令，是元丰改制后的产物。改制前，即北宋前期的官品令则已亡佚。即便就南宋而言，还有各朝细微的差别，而《宋史·职官八》的记载却并未明言。因此，复原宋朝各个历史时期的品阶制度对于提升宋史研究的质量，有着相当重要的意义。 《文史》第21 辑载俞宗宪的《宋代职官品阶制度研究》，《中国史研究》1988年第3期载李宝柱的《宋史·职官志官品制度补正》。俞文对宋代职官品阶制度作了较完整的论述，李文则对俞文作了修正和补充。这两篇论文，对于宋代职官品阶制度的复原做出了重要的贡献。然而我们今天来看，所论或浅近、或有误，有进一步深入探讨的余地。 二、思路： 研究宋朝官品令制度，首要工作是恢复北宋前期的官品令和元丰官品令。学界对宋朝何时有自己的官品令存在着不同的认识，俞宗宪和我认为以元丰改制为分界线，以前为唐制，以后为宋制。但李宝柱认为仁宗康定时就有宋制（舆服四载官品令）。甚至有人认为天圣时就有。（天圣令？近年在宁波天一阁发现的宋仁宗早期的《天圣令》有官品令一节，但仅存标目，其详不可得而知,因此不能持以为证。）宋天圣七年颁布的《天圣官品令》也是沿用唐令而有所增损，但增损的应不是职事官的品阶，而应是入宋后废而不用的唐代若干职事官。（详见拙作《北宋前期官品令研究》）宋庠在起草《太常丞直集贤院判三司都理吕公绰可太常愽士制》中说：“敕：具官吕公绰，唐典博士隶奉常者，为六品清官，曩制相沿，今选尤重。”宋庠景祐元年（1034）至宝元元年（1038）任知制诰，距天圣七年（1029）仅数年，但制文明言“唐典”，而不言“今制”、“圣朝之制”、“天圣之制”，可见《天圣令》因袭的成分甚大，缺乏独立的品格，仍属于唐令体系。龚延明据个别官品，疑元丰以前有所改订。本人认为，宋承唐制，品阶制度也不例外。自宋初至元丰改制前，宋朝基本上沿用唐代官品令，直至元丰改制方有本朝的新制。这与北宋前期为政因循而务实的风格完全吻合，因此是可信的。本人查宋人文集，也证明元丰以前的官品与唐制吻合。元丰官品令，据有划时代代的意义，恢复它，则高屋建瓴，以下各朝的官品令的复原则势如破竹，顺流而东下也，舳舻千里。 本课题研究的主要内容，拟以元丰改制为分界线，将宋朝品阶制度分为前后两个时期。首先，厘清宋制的本源唐朝官制变化的脉络，进而理清北宋前期品阶变动的状况，分文武官员、职事官与使职差遣进行研究，复原这一时期的品阶制度。其次，对于元丰改制及其以后，分元丰、元祐、北宋末年、南宋时期等若干断限，逐一复原。并探讨宋朝官制中各系列官制彼此之间的关系，希望较现有研究成果有更深入、精确、明晰的结论。此研究完成后，应有助于宋史其它方面的研究，有助于研究者对宋代文献的准确理解。 对于北宋前期官品令的复原，俞宗宪依据《职官分纪》卷三八、四○、四二中宋朝前期地方官员品级的史料，由此完成《宋初官品表》。李宝柱先生依据《宋史·舆服志四》所载康定二年（1041）礼院据品位详定百官朝服标准一段文字，其中枚举了一品至六品官职一二百种，并援引俞宗宪所制《宋初官品表》，由此完成《北宋前期官品表》。此表的问题，一是失于粗疏。唐朝官品令，九品三十阶；宋朝元丰改制，所行为九品十八阶。因此，无论从哪一方面看，此表只列九品，许多官职无正从、上下，都是鲁莽灭裂的。二是仍有讹脱衍倒，就大者而言，官、阶、勋、爵，表中仅列官、勋两个系列，而无阶、爵。就小者而言，所列职事官也欠完备。该文言，“给事中、中书舍人的品级待考”，“太常博士和通事舍人的品级待考”，就是明证。 问题出在，李宝柱认为仁宗时宋朝就有了自己的官品令，因此他只能在宋代文献中寻找史料，不惮其烦地征引《宋会要辑稿》、《续资治通鉴长编》等宋代文献中的史料，并在无据的情况下借助推断，来证明康定二年宋朝已有了“比较完整的官品令”。找得很苦，但仍支离破碎，残缺不全。但是，如果我们将其所引与唐代官品令相对照，这些品阶恰恰都是唐朝所定。所以，我在《宋代前期官品令研究》的结语中说：“李宝柱先生对唐五代文献掌握不完整，对唐制知之甚少，对宋承唐制有认识，但有偏差，研究的重点放在了宋代，而忽视了唐代，因此，对北宋前期品阶制度的复原不彻底。” 宋承唐制，宋朝品阶制度也不例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