审理音像制品案件遇到的问题与解决.doc

审理音像制品案件遇到的问题与解决 　　叶若思 　　审理音像制品案件，法官的注意力集中在权利人提起诉讼的权利是否存在、行为人被指控的行为是否存在、行为人应否承担法律责任三个环节上。 　　审理音像制品案件，法官的注意力集中在权利人提起诉讼的权利是否存在、行为人被指控的行为是否存在、行为人应否承担法律责任三个环节上。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在审理音像制品案件中遇到了一些问题，我们以上述三个环节为顺序把问题梳理出来，供大家讨论、解决。 　　一、音像制品权利人享有权利的性质 　　音像制品权利人对其音像制品享有何种权利?这是审理音像制品案件首先遇到的问题。比如，我院审理的原告俏佳人文化传播有限公司诉被告广东飞乐影视制品有限公司、海南中舟电子光碟有限公司、深圳音像公司侵犯著作权纠纷一案，原告在中国大陆地区享有的独家发行《南岛风云》电影VCD光碟的权利，是从《南岛风云》电影制片人上海电影制片厂(著作权人)处取得的，后原告发现三被告侵权而提起维权诉讼。审理该案的合议法官对原告享有的权利是著作权还是邻接权产生了争议：一种观点认为，电影《南岛风云》的著作权人为上海电影制片厂，上海电影制片厂通过与原告签订合同而授权后者在中国大陆地区独家发行《南岛风云》电影VCD光碟，原告享有的该权利来自于著作权人的授权，即原告通过著作权人转让上述著作财产权而取得涉案录像制品的复制、发行权，故原告享有的该权利属于著作权(狭义);另一种观点认为，我国著作权法明确规定录音录像制作者权为邻接权，故原告享有的该权利属于邻接权。我们认为，当著作权人自己录制音像制品时，其享有的权利为著作权(狭义);当著作权人以外的人经过著作权人授权而制作音像制品时，其享有的权利为邻接权。邻接权设置的目的是为了保护作品传播者的权利，即学者所称的投资者受益的权利。尽管该权利来源于著作权人的授权，但从我国著作权法的立法体例来看，其在性质上为有别于著作权(狭义)的录音录像制作者权(邻接权)，属于广义著作权的范畴。 　　二、原告举证到何种程度可证明其享有权利 　　音像制品制作者只有在征得著作权人同意的情况下，才可复制、发行音像制品。一般情况下，音像制品制作者要与著作权人签订授权许可合同，以明确授权的期限、地域范围、合同价款等内容，然后，音像制品制作者根据该授权复制、发行音像制品。在音像制品案件中，有时原告未提供其与著作权人签订的授权许可合同，而是拿着其复制、发行的音像制品来主张权利，此时，能否认定原告享有权利存有争议。一种观点认为，原告未提供著作权人授权的证据，如授权合同，仅提交其制作、发行的音像制品，还不足以证明其享有涉案权利;另一种观点认为，根据著作权法的规定，“如无相反证据，在作品上署名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为作者”，原告提交了其制作、发行的音像制品，该音像制品上有关权利人的信息指向原告，故可以证明原告享有涉案音像制品的著作权。我院审理的原告河南电子音像出版社诉被告朱峰、深圳市贲亨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侵犯著作权纠纷一案，即属于此种情形，我院采纳了上述第二种观点做出了判决。我们认为，在音像制品案件中，依据民事诉讼优势证据规则及生活经验法则，应适度掌握民事诉讼举证标准，过于严格把握，对权利人举证不利。因为随着时间的推移，权利人证明其权利的证据有可能遗失或部分遗失。一般情况下，标有标识原告享有权利信息的正规出版物可以作为认定原告享有著作权(邻接权)的证据。 　　三、音像制品上有多个署名主体，如何认定权利人 　　当音像制品上出现多个署名权利人时，该如何认定权利人，值得探讨。比如，我院审理的原告广东梦通文化发展有限公司诉被告深圳市迅雷网络技术有限公司侵犯邻接权纠纷一案，原告主张权利的《贞观之治》电视剧在中央电视台播放时，以及出版发行的音像制品上，署名的权利人为峨嵋电影制片厂、中央电视台文艺中心影视部、中外名人文化产业集团和锦绣江山公司。本案中，原告主张权利的证据为峨嵋电影制片厂与锦绣江山公司签订的授权委托书，该委托书的内容为：峨嵋电影制片厂将与锦绣江山公司联合摄制的《贞观之治》电视剧节目的播映、销售及音像制品出版、销售权以及信息网络传播权独家授予锦绣江山公司。针对原告的指控，被告抗辩主张，原告并没有取得音像制品上另外署名的两家单位的授权，因此不具备诉讼主体资格。后原告提交了国家广播电影电视总局颁发的《贞观之治》剧制作许可证和发行许可证，其中载明峨嵋电影制片厂为制片厂，合作单位为锦绣江山公司，原告认为实际制片人为峨嵋电影制片人、锦绣江山公司，其主张权利的证据已举证完成。我们认为，制作许可证和发行许可证的性质在于行政机关对影视作品的制作、发行进行的管理，不足以否认其他署名人享有的权利。此案原告撤诉。 　　四、原告主张的权利不在授权范围的问题 　　我院受理的原告北京京文唱片传播有限公司诉被告深圳紫麓科技有限公司侵犯邻接权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