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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哲学史研究与中国哲学创作来源：中国论文下载中心????[ 08-08-04 15:30:00 ]????作者：陈少明????编辑：凌月仙仙这是一个需要解释的题目。“哲学史”前面加“中国”两字好理解，哲学创作要用“中国”作限定，就有预先说明的必要。其实，这相当于冯友兰所界定的“中国底哲学”，指这种哲学创作的内容具有中国文化的特点。提出这个问题，是有感于在现代中国，哲学创作的贫乏。这是我们从一般哲学著述流行引用当代外国哲学理论或范畴获得的印象。不过，为保险起见，我把“贫乏”所断定的范围缩小到“中国哲学”上来。说中国哲学创作贫乏，依据的是下列可观察到的现象：一、“五四”以来，除现代新儒家少数几位外，很少有因哲学方面的建树而被同行认真评论的作者或作品。从事这个行当的学者很多，而相互间的评论（那怕是争论）却很少，这意味着大家所谈的对象不是古的就是洋的，同行间相互可以看得起的成果不多。二、各种哲学教科书，很少涉及中国哲学的内容。“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之类不必说，因为它是西方哲学（至少以西方哲学为主）。但时下许多新编的“哲学导论”，虽然不叫西方哲学导论，内容也基本与中国哲学无关。即使偶尔有个别章节谈中国哲学，也是装饰性的。从结构上看，多可有可无。三、同是哲学史教科书，讲中国哲学方面的同讲西方哲学的比，哲学份量（即分析论证深入程度）也大不一样。（这第三点，已经带出哲学史研究的问题了。）1923年，蔡元培撰《五十年来中国之哲学》说：“最近五十年，虽然渐渐输入欧洲的哲学，但是还没有独创的哲学。所以严格的讲起来，‘五十年来中国之哲学’一语，实在不能成立。现在只能讲讲这五十年中，中国人与哲学的关系，可分为西洋哲学的介绍与古代哲学的整理两方面。”[1]今天回顾起来，情形也好不到哪里。 说中国哲学创作贫乏而不说一般哲学创作贫乏，固然是保守一点的说法。但在中国，中国哲学创作贫乏，一般哲学创作有可能丰富吗？如果我们把中国哲学界定为体现中国文化特点的哲学，那么，它至少有两大可以利用的创作资源。一是当代中国的生活经验，因为当代中国的生活形态不管如何变迁，它一定包含着历史上积淀下来的文化内容，尤其是它在过去一个世纪里所经历过的一切。二是中国古代思想传统——我们同意或不同意称为哲学的内容。它包括一些在历史上有过深刻或广泛影响的思想问题、这些问题的解决，以及相关的论述方式。它是古代智慧的源泉。然而，由于全球化时代的到来，中国人将面临越来越多的不是通过过援引传统经验所能解决的社会问题。那时候，面对生活经验的哲学创作，可能就难以准确区分它是传统的，还是现代的。这样，体现中国文化特点的中国哲学创作，首先得吸取中国传统的思想资源。换句话说，中国哲学创作同中国哲学史研究关系密切。现代新儒家的努力也为此提供了佐证。 不过，本文的分析将表明，实际上，中国哲学史研究对中国哲学创作的促进作用不大。其深层的原因，植根于一个世纪的学术史或思想史中。 ??? 一、重哲学史而轻哲学 ??? 常规的次序是，先有哲学创作，然后才有哲学史。但在中国，可以提供另外版本的故事。了解最近学术动态的读者都知道，传统没有“哲学”的说法。现在的“中国哲学史”，是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的学者用“哲学”这个西式字眼，指称古代经史子集中的某些内容的结果。由此造成先有哲学史研究，然后才有哲学创作这种特殊现象。这种次序的颠倒对哲学学科的影响是不可忽略的，它可能象基因排列产生的后果一样具有决定性。换句话说，是哲学史研究的面貌决定了哲学创作的格局，而不是反过来。 导致这一后果的历史因素，是近现代中国在西方文明的压力下催生的比较思想史或比较文化研究。始作俑者应该是严复。在反思甲午战败原因的文章中，他甚至把根源追溯到中西学术的差距上：“……是故取西学之规矩法戒，以绳吾‘学’，则凡中国之所有，举不得以‘学’名；吾所有者，以彼法观之，特阅历知解积而存焉，如散钱，如委积。”[2]严复留学英伦，洞悉西学根底，其声音振聋发聩，容易激发学界学习、介绍西学的热情。梁启超就紧追其后，利用日本的便利，作了许多“泰西学案”。梁氏所介绍对象包含有哲学方面的人物，如培根、笛卡儿、康德等等。介绍一种陌生的知识，必须用读者熟悉的知识来作解释或翻译的工具。如果传统中没有相应的知识可运用，就只能借助接近或类似的观念。古人是这样办（如翻译佛经时的“格义”），近人也这样做。梁启超就从传统的思想仓库中发掘解释的工具，用朱熹的“格物致知”讲培根，用孟子“心之官则思”之“思”说笛卡儿，用王阳明的“良知”比康德。梁用按语式的比较，出于让读者从固有的思想资源理解西方哲学的目的，但无形中起了把用来比较的思想也界定为“哲学”的作用。它意味着，研究中国古典思想时，不仅能用儒家、道家，或玄学、理学、道学，也可以用“哲学”来界定。尤其是当西学对中学取得压倒优势之后，用“哲学”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