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下叶吴越城市娱乐文化和市民文学.pdf

内容摘要 本文的研究宗旨在于阐释明代市民文学与城市娱乐文化的双向关系，并由此 揭示明代市民文学的基本特征。关于明代的市民文学，本文持论如下：流传于城 市中，满足广大市民的文化需求与娱乐享受；以市民熟悉的生活场景和情感意向 为主要描摹内容；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和凝聚了市民中具有时代意味的“叛逆”思 想和价值观念，满足上述条件的文学作品皆是本文的研究对象。故本文认为，“娱 乐性”既是明代市民文学的生存方式，又是明代市民文学内容和形式的内在规定 性，而且是“新人文思想”绝佳的“掩护色”，概言之，明代市民文学与城市娱 乐文化关系密切。 本稿“上编”着重阐释明代吴越城市娱乐文化，由此考察明代市民文学的生 存方式。 首先从物质和精神两方面考察城市娱乐文化的“环境”。明代中后期，城市 商品经济发达，尤其是以富庶著称的吴越地区，经济发展领先，城市化水平亦为 全国最高。在社会风尚方面，吴越文化成为当时“时尚”的代名词，区域文化优 势明显。从国家文化政策来看，与前期之严刑竣法不同，明代后期，上层统治者 对娱乐文化几不闻不问，更谈不上横加干涉。而哲学上，心学之崛起，承认了民 众娱乐要求之正当，为城市娱乐之生存和发展提供了另一种可能。总之，从物质 和精神两方面，明代中晚期，城市娱乐几乎无“生存障碍”。 接着从城市娱乐文化之构成入手，分析主要娱乐活动与市民文学的关系。明 下叶，节令娱乐中戏剧演出渐趋重要：曲之清唱兴盛，从中可以考见南北曲衍变 过程、和小曲“进入”文人层之“轨迹”：市民文学种类繁多，读本形式特点鲜 明：讲唱文艺及其他娱乐，或以市民文学为表演底本，或见诸于市民文学作品中， 反映了市民文化的某些特性和发展趋势。 明代娱乐场所多样，且颇具时代特色，此为本文第四章之内容。明代最常见 的娱乐场所是厅堂，其中家庭中的厅堂娱乐较为多见，它一定程度上助长了明人 蓄养家班、兴建别墅以供娱乐的风气。晚明最重要的娱乐场合乃酒宴，无剧不成 宴、无宴不演剧为当日风尚。此外富有特色的娱乐场所尚有庙宇、广场、河湖水 上等。 第五章着重探讨市民文学的娱乐传播，城市娱乐为市民文学提供了“场上传 播”和“刊刻传播”两条传播途径，不同的传播方式对市民文学内容的影响甚大。 用于表演的底本与阅读文本差异明显，艺人的加工使底本内容更加丰富。此外。 从书坊刊刻目录可知当日文本传播情形，传播热点亦一目了然。吴越Trl亥,l的兴盛 使这一地区成为市民文学传播的中心。“场上传播”和“刊刻传播”二者，共同 创造了吴越市民文学娱乐传播的繁荣。 本稿“下编”着重于市民文学特性的研究与揭示。晚明，市民文学不仅受生 存方式的制约，同时亦受到明下叶风起云涌的新人文思潮的影响。二者相互交织， 共同规定了市民文学的特质。 新人文思想在吴越地区传播广泛，李贽、徐渭、汤显祖、袁宏道、冯梦龙等 新人文思潮的“主将”与吴越关系密切。诸君思想最主要的渊源当是“心学”， 各人的主张皆形成、成熟于吴越地区。他们的学说又在吴越得到了最广泛的“应 和”。在这一思想氛围中，浸染最深者乃吴越市民文人，他们的身上有着与传统 文人不一般之新人格。新人格的外化表现之一即对市民文学之态度和贡献。本文 认为，吴越市民文人是晚明市民文学创作群体中的主力军，其从事市民文学事业 更为自觉。这种“自觉”一方面表现为作品数量众多，另～方面表现为群体间的 相互砥砺：文人交往自发以市民文学品评为重要内容，形成较为浓厚的研讨氛围， 有利于市民文学的健康发展。书商刊刻出版市民文学作品，客观上刺激了其繁荣。 新人文思想又借“娱乐”之“掩护”，渗透于市民文学的内容中。作为市民 文学基本文学风貌的“娱乐性”，其本质并非“娱乐”本身，而是其所蕴涵的世 俗精神。对世俗生活的深切关照，正是新人文思想的题中之义。本文从题材入手， 考察市民文学内容的世俗性，及作品对现实生活的反映力度、所显示出的时代精 神、市民的“叛逆”思想、价值观念等。时事题材映照出市民阶层对社会信息的 需求、对社会重大事件的知晓欲望；公案题材与明代律治关系密切，法律知识和 社会经验的普及十分必需，市民阶层在国家律治中的作用不可替代；人情题材在 一定程度上可代表市民阶层对现实生活中两性关系之态度——为女性的不公鸣 不平，对“情为人本”的呼唤和追求；清赏题材是现实生活中清玩风尚的折射， 清玩之精神内涵乃立足世俗，意存高雅，愉情适性，其对市民文人影响深远；商 贾题材较全面地反映了商品经济时代的社会生活，商人形象趋于完美，且寄托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