契诃夫作品评述.docVIP

“贵族作家们天生免费得到的东西,平民知识分子们却要以青春的代价去购买。”　　“文学家不是做糖果点心的,不是化妆美容的,也不是使人消愁解闷的;他是一个负有义务的人,他受自己的责任感和良心的约束。”　　“如果我是个医生,我就需要有病人和医院;如果我是个文学家,我就需要生活在人民中间,而不是同一起住在小德米特洛夫街上。需要有一点儿社会生活和政治生活,哪怕很少一点点也好。”　　“没有明确世界观的生活不是生活,而是一种负担,一种可怕的事情。”　　“我违心地过着一种归根结蒂是为了卢布的狭生活……一想到钱是我的活动中心,而我是在为钱工作,我心里就极端苦闷……这种难过的心情,再加上正义感,使得我的写作活动在我看来是一桩可鄙的工作,我不尊重我写的东西……真该在硫酸中洗个澡,来一个脱胎换骨。”　　“那些我们称之为不朽的或简称之为好的作家,那些使我们陶醉的作家,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而且非常重要的特征:他们在朝着一个什么地方走,而且召唤您向着那个地方走……他们中的一些人,按各自不同的大小才干,有最近的目标:废除农奴制度,解放祖国,政治,美好的事物,要不干脆就是伏特加,像杰尼斯·达维多夫杰·瓦·达维多夫(一七八四—一八三九),俄国诗人。一样;而另一些人则有遥远的目标:上帝,九泉下的生活,人类的幸福,等等。他们中的优秀分子都是现实主义者,把生活写成它本来有的样子,但由于每一行文字都像浸透了浆汁似地浸透着目标感,您除了生活本来的样子外还感到那种应该有的生活,而这一点也就使您心醉。”　　安东·巴甫洛维奇·契诃夫出生于一八六○年。他戏谑地说过:“在我的血管里流着农夫的血。”他的祖先是农奴。直到一八四一年他的祖父才以三千五百卢布的赎金换取了本人及其家属不再做农奴的人身自由。一八四四年作家的父亲来到塔干罗格市做店员,十多年之后他自己开起一个小杂货铺,后因不善经营而破产。为躲债他悄悄前去莫斯科谋生,接着一家人相继迁居莫斯科,只留下契诃夫一人在塔干罗格完成中学的学业,他靠教家馆维持生计,生活十分艰辛。一八七九年,契诃夫进入莫斯科大学学医。一八八四年他大学毕业后在莫斯科附近行医,有机会广泛接触农民、地主、官吏和教员等各个社会阶层的人。　　一八八○年三月九日幽默杂志《蜻蜓》第十期上发表了契诃夫的短篇小说《一封给有学问的友邻的信》和幽默小品《在长篇和中篇小说中最常见的是什么?》。这是契诃夫文学生涯的开端。当时俄国正处在反动势力猖獗的时期,社会气氛令人窒息,进步思想备受禁锢,庸俗无聊的书报刊物则应运而生。年事尚轻、涉世不深的契诃夫迫于生计一度迎合时尚,用许多不同的笔名发表了大量仅供消遣解闷的滑稽故事,《在催眠术表演会上》和《外科手术》便是这类小品中之一二。但他在一封信中谈到了自己的苦衷:“讲老实话,一味追求幽默是困难的!你有时候只顾追求幽默,胡乱写出一些东西,连自己看着都恶心!”　　契诃夫很快就跳出了低级无聊的滑稽圈子。自一八八三年起,他以契洪特为笔名,写下了不少幽默佳作,如《在钉子上》、《小职员之死》、《胖子和瘦子》、《变色龙》、《预谋犯》、《普里希别耶夫中士》。契洪特的这些优秀幽默短篇小说都具有深刻的内容和完美的形式。《在钉子上》和《小职员之死》展示了沙皇俄国的官场丑态,在那里强者倨傲专横,弱者唯唯诺诺。蛆虫般的切尔维亚科夫切尔维亚科夫这个姓在俄语中是由“切尔菲”(чepвь,蛆虫)一词为词干构成的。及其奴才心理正是这种官场生活的产物。“瘦子”和“胖子”本是自幼相好的朋友,久别重逢,他俩拥抱接吻,热泪盈眶,但寒暄之间做了两年八等文官的“瘦子”得知“胖子”已是“有两个星章”的“三等文官”,他顿时脸色发白,“蜷缩起来,弯腰曲背,矮了半截”,而当“胖子”向他伸手道别时,他只敢“握握他的三个指头……一躬到地”。写在一八八四年的《变色龙》告诉读者,在沙皇俄国将军家豢养的狗也比普通人重要,巡官奥丘梅洛夫之流在有权势者的家犬前摇尾乞怜,而对百姓却张牙舞爪。《变色龙》是契诃夫送给世人的一面镜子,在事隔百余年的今天一些现代人身上还有着“变色龙”的奴性。　　在一八八四—一八八六年间,契诃夫的视线开始转向普通劳动者,描绘他们的痛苦生活,写下了《牡蛎》、《哀伤》、《苦恼》、《歌女》、《万卡》等优秀短篇小说。《歌女》描写了“上流人”如何恬不知耻地凌辱一个无依无靠的歌女。《苦恼》是契诃夫在早期创作中实现的一次思想—艺术飞跃,它的结尾(人向马儿诉苦)十分强烈地渲染了沙皇俄国的世态炎凉。《万卡》可说是《苦恼》的姊妹篇。九岁童工的稚真心灵,他的学徒生活的苦楚,他对祖父和故乡的眷恋,这一切在篇幅有限的作品中巧妙地互相穿插和渗透,给读者以深刻印象。《苦恼》和《万卡》等作品表明,一种新的短篇小说体裁——抒情心理短篇小说已在契诃夫的创作中形成。这类作品以平凡的日常生活现象为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