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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评话语分析中的认知界面问题 辛 斌（南京师范大学 南京 210097） 一、引言 Fowler：批评语言学(critical linguistics, CL) Fairclough：批评话语分析(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 CDA) van Dijk：认知话语分析（cognitive discourse analysis) Wodak: 中介问题（mediation problem) 本文将就这一问题的一些理论和概念以及会话分析（CA）和批评话语分析之间关于认知话语分析存在的一些争议作一简单探讨 二、社会表征：认知的社会性 “要想把话语与社会并进而把话语与控制和不平等的再生产相联系，我们需要详细探究社会行为者大脑中的社会表征所起的作用……对这种社会认知的忽视一直是批评语言学和话语分析的主要理论缺陷之一。” （Van Dijk “社会表征”这个概念是由Moscovici(1981)提出的，是指来自于日常生活并为言语交际所维持的观念、意见、态度、评价、意象和阐释等一系列的思维产物，它们储存着一个社会群体关于具体事物的信念和知识，为全体社会成员所共享。 三个主要特点：1）规定性：社会表征包含特定社会中成员的思想和行为的常规惯例，所有成员都必须遵守；2）历史性：社会表征储存的是先前的由社会所决定的关于世界的思维方式；3）动态性：一个社会中发生的变化在事后会导致这个社会的社会表征发生变化。 社会认知（social cognition）: “社会行为者在社会语境中习得、使用或改变的心智结构和运算系统，这一系统为社会群体、组织和文化中所有成员所共享”。 (van Dijk, 2003: 89) “这里的‘认知’既包括社会认知又包括个人认知，即包括评价和情感又包括信念和目标，以及话语和交际所涉及的任何其他的心智和记忆结构、表征或过程”(van Dijk, 2001: 98) 一些学者在批评认知语言学理论中的个人主义倾向时也强调认知的社会性。例如： Sinha(2005)指出（心理空间）整合理论往往从个体和其内部心理过程看待认知；虽然许多分析也依赖共享经验和知识，但该理论在很大程度上保持了古典认知主义对个人主义的强调。 Sinha(2005)对儿童语言游戏的分析表明了认知的合作性和其物质文化基础。 Van Dijk坚持话语分析应该是“认知话语分析”(cognitive discourse analysis)，但认知分析必须和社会因素分析相结合。只有把语言和认知与社会过程和社会行为相联系才能对话语或语篇进行合适的分析。 批评话语分析特别关注一个社会群体的社会表征是如何为其成员提供解读框架或意识形态框架以及人们如何通过自己的成员身份来建构自我意识和他者意识。 社会表征在很大程度上是由话语创造又通过话语得以维持和传播的，这足以说明认知和心智的社会性。 三、心智模型：语言和社会的中介 哲学中一般将‘知识’定义为“有证据为真的信念”，心理学和人工智能则将知识视为记忆中的“心智表征” van Dijk (2003a：85)把“知识”重新定义为“一个认知共同体达成一致的那些信念”。共识、常识或共享知识是定义知识的社会性的重要概念。 理解和阐释与权力相关的话语结构就是要揭示生产这些结构的社会过程和认知过程。因此，要研究权力及其滥用，关键的就是首先要了解权势群体或机构是如何通过公共话语来管理和表达他们的知识的。 Chilton (2005)指出，人类行为，包括话语，是由知识、动机或者情感这些心理因素引起的，或者至少与这些心理因素密切相关，但批评话语的主要问题之一就是没有对两者之间的因果关系引起足够的重视。 Wodak将认知研究的方法视为探索话语和社会关系的最佳途径，认为只有通过大脑的认知才能把话语、语言和社会三者联系起来；像感知、信念和记忆等都是指认知过程，这些过程本身是话语过程的基本构成成分。这类认知现象在我们的头脑中被表征为关于任何事物的“心智模型”（mental models），而所谓的在具体文化中的社会化可以被认为至少部分地就是学会如何自动地应用支撑该文化中人们日常理解事物的那些心智模型。因此，在个人层面，经历过的生活事件依照相关的心智模型来被表征和再生。 批评话语分析者特别关注具体语境中态度生产和再生产意识形态的方式。Puchta和Potter（2002，2004）区分了两种态度研究方法，一种是把态度视为“预先形成的”（attitudes as “preformed”），即态度是引起行为的内在心智状态，这是一种传统的观点；另一种把态度视为“实施的”（attitudes as “per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