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文学研究中“同情之了解”和历史文献的意义.pdfVIP

古籍整理研究舆中国古典文献孕科建彀园隙孕衍研衬舍输文集 古代文学研究中“同情之了解和历史文献的意义 王长华 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一向离不开对研究对象的设身处地的了解和对历史文献的熟悉掌握。这是 一个常识。尽管理论上研究者对此是普遍是认可的，特别是在目前比较流行的博士体硕士体论文 中总是信誓旦旦地在绪论部分突出强调自己在研究中所使用的某种方法，但在实践上却并非时时 处处都可以坚持作到，更不容易作好，有些说辞甚至仅仅就是一种行文习惯，就是一种挡箭牌， 说完早就把刚说过的话置诸脑后了。我原来在讨论本古代文学的研究方法的时候曾讨论过重视文 献和有效利用文献的重要性。我今天在这里要说的话题也还是侧重这个角度。这也是一个习惯， 我是研究古代文学的，希望专家学者能够原谅。 我认为，古代文学的研究对象是特定历史时期的产物，它的写作背景、写作语境属于一 个过去的时代，与现今所面临的社会文化环境存在不小的距离和隔阂。这是一。其二，即使在 中国古代社会中，文学也始终未能获得与经、史相抗衡的地位，纪晓岚在《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子 部总叙》中就说过：“夫学者研理于经，可以正天下之是非。征事于史，可以明古今之成败，余 皆杂学也。”所以在长达2000余年的漫长历史发展过程中，经、史一直占据中国学术的主流地位， 而远离学术中心的文学和文学研究其实只能作为那个时代学术主流的附庸，也只能步注经诠(修) 史的后尘，根本不可能真正获得属于自己的学术地位和形成自己独特的学术品格。 从20世纪初叶开始，一批著名学者像梁启超、王国维、鲁迅、胡适等人，提倡用新观念、 新方法来整理国故，他们的研究方法，用的是所谓历史归纳法、进化论观点，还有二重证据法等， 他们所用的这些方法都导致了后来研究者的竞相仿效，虽然当时这些著名学者研究的重心大多都 在史学方面，但事实上也一定程度地带动和推动了真正意义上的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的现代化。 尤其是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各种新理论层出不穷，国内古代文学研究界也掀起了一股方 法热，研究者更喜欢系统的、善于解析的新理论，而对中国传统的文学理论逐渐疏远，传统的观 念尤其是方法逐渐变得陌生了。一时间，在不同理论指导下的研究论著大量涌现，许多学者的研 究是以新理论的使用为荣的。随着近20年时间的历史淘洗，这段时间里出现的所谓新理论和用 新理论研究出的新成果有许多已经成了昨日黄花，真正为学界所关注的和留下来的只有那些对当 时历史、文化有深刻体认，并以此为基点所进行的学术研究和取得的学术成果。我这样说的意思 并不是说所有这些经眼的新理论都不重要，都没意义，而是说只有那些真正适合我们本土文化的 理论和方法才真正对我们当下的研究有益。 总结前辈学者成功的经验，结合个人长期从事古代文学研究的感受，我认为进行古代文学研 究不管使用何种理论，研究者必须注意和具备两个方面素质的培养和两种眼光的建立。 首先，是对古人、对古代作家、作品抱同情的态度。这就是著名历史学家陈寅恪先生所倡导 的“了解之同情”。他在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上册审查报告》中提出，膏凡著中国古代哲学史 者，其对于古代之学说，应具了解之同情，方可下笔。盖古人著书立说，皆有所为而发；故其所 处之环境，所受之背景，非完全明了，则其学说不易评论。而古代哲学家去今数千年，其时代之 真相，极难推知。吾人今日可依据之材料，仅当时所遗存最小之一部分；欲藉此残余断片，以窥 测其全部结构，必须备艺术家欣赏古代绘画雕刻之眼光及精神，然后古人立说之用意与对象，始 可以真了解。所谓真了解者，必神游冥想，与立说之古人，处于同～境界，而对于其持论所以不 得不如是之苦心孤诣，表一种之同情，始能批评其学说之是非得失，而无隔阂肤廓之论。与今日 31 古籍整理研究舆中圜古典文脓翠科建彀园隙孕衍研封畲谕文集 之情势迥殊，何一不可以可笑可怪目之乎?”陈寅恪先生所言“了解之同情”，虽然是就研治中 国古代哲学史而言，而事实上对中国古代文学研究同样具有深刻的借鉴意义。著名学者钱穆先生 在《国史大纲》一书卷首，从史学角度表达了与陈寅恪先生相同的看法。他在“凡读本书请先具 下列诸信念”第二条中提出：“所谓对其本国以往历史略有所知者，尤必附随一种对其本国以往 历史之温情与敬意”。这是对读者提出的要求，研究者更当自觉以更高的标准要求自己。“了解之 同情”是在对古人所处之环境和背景完全理解的基础上，创建一个与古人对话的平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