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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中国的社会建设至少应当包括四部分内容，即社会民生建设、社会管理创新、社会体制改革和社会能力建设。 　　从最一般意义上说，社会建设可以理解为社会主体根据社会需要进行的一种有目的、有计划、有组织地改善民生和推动社会进步的社会行为和过程。根据这一理解，我认为当代中国的社会建设至少应当包括四部分内容，或者说这四个方面是当前中国社会建设的重点领域。 　　社会建设的首要方面是社会民生建设，其主要手段是社会政策体系构建和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十七大报告指出，“加快推进以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其目标是“努力使全体人民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这五个“有”是对社会民生建设目标的高度概括，也是“十一五”时期我国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核心任务。“十二五”规划纲要再次强调，“坚持民生优先，完善就业、收入分配、社会保障、医疗卫生、住房等保障和改善民生的制度安排，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努力使发展成果惠及全体人民。” 　　第二个方面是社会管理创新。2011年2月19日，胡锦涛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社会管理及其创新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发表重要讲话，并提出了当前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的8条意见。“十二五”规划纲要更是首次以一篇五章十二节的篇幅对“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展开专题论述。2011年由此被人们誉为“社会管理创新元年”。社会管理是指规范和协调社会关系、社会行为和社会组织以维护社会秩序、实现社会稳定的活动。“社会管理”不能等同于“管理社会”，它不仅包括了政府对社会的管理，如群众利益协调、社会治安防控与食品药品安全监管等，还包括了社会的自我管理，即建立在社会自我组织基础上的自主管理，以及社会组织协同政府的社会管理。 　　第三个方面是社会体制改革。当代中国推进社会建设必须以社会体制的改革和建设作为支撑，其中最重要的是社会组织管理体制、社会动员体制和社会流动体制。通过社会组织管理体制改革，大力培育和发展社会组织，提高社会的自我管理能力，充分发挥社会组织在社会管理中的基础性作用。推进社会建设特别是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不能沿袭传统的群众运动式社会动员思路，而要通过建立健全法治，使公民参与在一个有序框架内进行。通过社会流动体制特别是户籍制度改革，取消附着于身份差异之上的权利与福利的不平等，最大限度地促进社会成员自由流动和上向流动，优化调整社会结构。 　　第四个方面是社会能力建设。目前在一些地方，在推进社会建设和社会管理创新的进程中，较为忽视社会自身建设特别是社会的自我组织和自我管理。因而，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不但没有最大限度地激发社会活力，反而抑制了社会的自我组织和自我管理空间。社会能力建设的关键是社会组织的培育和发展，政府在其中扮演着重要的“孵化器”角色；社会组织通过参与公共服务提供、协同政府社会管理，促进自身的发展，发挥社会服务与社会管理的基础性作用。 　　以上四个方面相辅相成、缺一不可，共同构筑起当代中国社会建设的有机整体。 　　当代中国社会建设的基本经验 　　如果说“中国奇迹”是一头大象，那么经济建设成就是它的一条大腿，当代中国取得的社会建设成就也同样显著，是它的另一条大腿。 　　在“9·11”事件10周年之际，美国学者弗朗西斯·福山在接受上海《文汇报》专访时认为，“9·11”事件以来10年中，世界上发生的最重大事件，并不是美国的反恐战争及其胜利，而是中国等金砖国家的崛起。如果说“中国奇迹”是一头大象，那么经济建设成就是它的一条大腿，当代中国取得的社会建设成就也同样显著，是它的另一条大腿。 　　当代中国社会建设的基本经验，可以概括为“三个积极”，即积极转变发展理念和政府职能、积极创新公共事务的治理模式和积极推进体制改革和制度建设。 　　首先，积极转变发展理念和政府职能。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基本路线。这在当时具有重要的现实性和紧迫性，取得了巨大的积极效应。“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成为改革开放30多年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最重要经验之一。但随着经济建设的中心地位不断得到强调和巩固，加上偏重GDP等经济增长指标的政府政绩考核与干部考核体制的影响，我国的政府治理形态特别是地方政府逐渐转变为发展型政府，即以经济增长为目标，政府在经济领域扮演积极的角色如招商引资、开发项目等，甚至担当经济发展的主体力量，政府财政最大化地用于生产性投资甚至充当投资主体。这种发展型政府常常“选择性履行职能”，即过多履行经济建设职能甚至直接充当投资主体，而相对忽视社会建设职能的履行。作为结果，社会问题与社会矛盾不断积累和突出，特别是“看病贵、上学贵、买房贵”被人民群众戏称为“新三座大山”。 　　十六大以后，社会建设、社会和谐逐渐成为了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关键词。2003年十六届三中全会系统提出了科学发展观，突出了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原则，突出了发展的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