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空间：作为“环境极限”的合法性全球治理的基础(中文).docVIP

生态空间：作为“环境极限”的合法性全球治理的基础（Ton Buhrs） 导论 近年来，有关环境极限的讨论复兴起来，在20世纪70年代早期，关于环境极限的国际性争论时被“增长的极限”这一报告引发的，并且伴随1973年石油危机扩大开来。这场争论，多是“马尔萨斯论”悲观主义者和“富饶论”乐观主义者的讨论，一直从20世纪70年代持续到80年代。在20世纪80年代末，这场争论冷却下来，因为预测的资源稀缺并未发生，或者没有反映到商品价格上来。还有，关于极限的讨论很大程度上被“可持续发展”一词替代（它被布伦特兰的报告有效地传播着）。鉴于“可持续发展”的讨论即指“环境极限”，它们一般都被当成很宽泛和模糊的术语，并且人们认为只要它们被技术和管理工具克服，到一定程度，经济增长和环境保护就可以并行不悖。 考虑到全球变暖已经到了非常严重的程度，越来越多人已经意识到对温室气体排放的全球限制的必要。而且，对自然资源持续增长的需要（很明显地和中国、印度等经济快速发展的国家有关）支配着资源的可利用性和获取的途径。在一些个案中，例如洁净水的状况在世界的很多地方被这两个因素恶化：生态变化和对自然资源持续增长的需要。 以此为背景，“生态空间”的观念为有关环境和资源极限的重新讨论提供了很多考察点。“匮乏的回归”可以从很多方面理解和适用于不同的目标。关于环境极限的讨论将会导致一个更尖锐、更残酷、更不平等和更不民主的世界，这非常有可能。“生态空间”的观为一个对环境极限更积极的讨论和解决途径提供基础。这篇文章旨在讨论这种可能和探测“生态空间”概念如何提升环境极限全球治理的合法性。本文将从三个方面进行论述：首先，通过建立一个理解环境极限的原则、规则框架提供解决复杂问题的方法；其次，采用一个强烈的公平原则；最后，为从地方到全球层面的能增进民主的政经体制设计提供基础。 首先，我将要简明地解释“生态空间”的观点和它的主要原则，并指出全球层面采纳这个观点的必要性。接下来三个部分将讨论上面提及的每个范围。本文的焦点大部分集中在一些规范的观点上，尽管我也会对一些实施这些观点时的问题、挑战和风险做一个简要地介绍。 生态空间 生态空间（Environment Space）的观点是在1982年被Horst Siebert首次提出。它被定义为“在不降低将来利用的可能性的前提下，地球为我们提供的可使用的整个空间”，并且被赋予“巩固可持续性”的目标。“生态空间”的分析者着手去确定在一个地理空间上总的允许的资源消耗量，并且为政府提供是否要在其领土范围内减少或者扩大资源消耗量的指导性建议。它基于两个核心原则：对生态资源极限的尊重和获取资源的公平性。而且，一些倡议者根据这两点把其他的一些原则不断补充进来。 第一个原则，对生态资源极限的尊重是基于资源在被开采和消耗的同时地球吸收污染和废物的能力是有限的这样一个观点。尽管不可能绝对精确地确定这些极限，但是当人们越界时能够明显地被察觉，这对设定和采纳一个标志性的目标已经足够。“生态空间”提倡者也同意“预警原则”：不确定无法作为不接受和设置限制的借口。必须注意的是关于环境极限的观点和世界资源枯竭的认识(被Carley和Spapens描述为红线)并无太大关系。在大多数情况下，极限被赋予“新的匮乏” （指生态限制，地球吸收污染物的有限能力）的意味，而不是可利用的资源储备。尽管Hille和其他人提供了一个在绝对枯竭基础上限制资源消耗的个案，即对于一些不可再生资源，枯竭真的是一个问题。 第二个和生态空间有关系的原则是公平原则。许多该概念的支持者认为环境空间的数量，至少是“公共池塘资源”，必须在人均基础上平等地分配。公平被认为既是一个道德的也是政治的必要原则。如果对资源消耗有限制，这应该对所有人平等适用。资源消耗不平等很可能带来政治冲突。然而，生态空间提倡者在这些原则的实施上意见不一致，在下文中将会有详细的阐释。 除了两个核心原则，与生态空间相关的还有其他一些原则，例如“生活质量”原则、预警原则、临近原则、补贴原则及不可再生资源必须在一个封闭的循环被开发原则。大多数这些原则和与两个核心原则的实施有关。Carley和Spapens，认为“生活质量”原则是和生态空间相关的第三大原则，暗示资源的使用必须有有助于生活品质的提高。限制或减少资源消耗使得确保资源用于提高、维持生活质量而非相反显得很重要。 约翰·斯特劳斯·密尔（John Stuart Mill）在很久以前曾指出，限制资源消耗并不暗示人类幸福和功利的减少。近期，已有证据表明日益增加的资源消耗并不能提高人类的功利和幸福水平及生活质量。而且，大多数人陷于单调乏味的消费，这是由持续经济增长的资本规则驱动的，而国家把它奉为核心规则。因此，减少资源消耗要求改变超越个人水平的价值体系和政经制度。生态空间提倡者强调生活质量应该从具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