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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职能与公共服务 迟福林中国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王鲁湘：欢迎走进《世纪大讲堂》，这里是思想的盛宴，这里是学术的殿堂。联合国开发计划署日前发布的中国人类发展报告2007、2008提出，加快建立惠及13亿人的基本公共服务体制，与近期中国政府出台刺激增长，防止经济增长放缓的新政策是协调一致的，旨在从根本上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共享健康教育基本社会保障和公共就业服务。那么4万亿内需投资是否能开一个好头，中国社会30年经济发展所引发的种种社会问题是否能得到完善的解决，服务型的转型还有哪一些问题，所有这些我们非常荣幸地邀请到了中国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著名的经济学家迟福林教授。 迟福林，研究员，博士生导师。在北京大学、南京大学、厦门大学等多处高等院校担任客座教授。近年来，侧重于经济改革与政策研究，围绕中国经济转轨进程中的重点问题，进行超前性和可操作性的探讨，主持了“公共服务型政府”、“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等重要课题研究，提交大量政策建议报告，在决策和实践层面都产生了积极的影响。王鲁湘：我们都知道，中国改革开放30年同时又是中国的经济面临着全球的经济衰退，我们如何遏制中国经济的下滑，我们一般的老百姓会关注到，这个内需的投资很多的投资可能会用于一些基本建设，像铁路、公路这些东西。 迟：投资基础领域这样一些投资，对于我们短期的经济增长是有明显的拉动效果的，但是中长期来看我们的出路在于扩大内需，而且这个内需是建立在以改善民生为基础或者为重点这样一个基调上来，我们这个消费才能够明显上来。这样一个启动市场，启动社会，靠两条，一条靠市场，就是用政府的投资来拉动社会资本的投资，第二我们逐步地从经济领域的投资来转移到社会领域的投资，所以这样的话它就需要有一个在保增长的过程当中，政府如何有效地来发挥自己的作用，如何能够使政府的转型适应于中国这样一个未来持续的平稳增长需求，所以政府的转型是关键。王鲁湘：刚才已经提到政府的转型了，其实改革开放30年，我们完成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历史任务，就是我们把自己的经济总量重新搞到了位居世界前列。那么在这个过程中间我们也发现，其实产生了一个新的矛盾，就是经济总量的提高，相应的政府财政也急剧地扩大，那么我们也就是用这一笔财富，实际上建立了一个世界上最庞大的一个政府体制，然后对老百姓的生活的惠及反而不如这一方面，那么这一次可不可以利用这样一个机会，我们非常认真地把这个问题来解决一下，真正地把政府的公共服务这个东西来解决一下？ 迟：但是这谈到一个更深刻的问题了，就说我们过去30年，政府在拉动GDP增长当中，这个成绩是大家有目共睹，但是与此同时看到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我们这个行政费用增长。成本很高。比如我告诉你两个数字，一个就是我们政府的行政开支占整个财政的总支出，1978年的时候我们不到5个百分点，那么现在将近19个百分点。 迟：那么就是说30年来，政府的行政开支，年均增长都在19％左右，这同1978年比提高了100多倍，143倍。所以在这样一个背景下，随着我们以从追求GDP总量向未来的科学发展转变的时候，这个政府的转型毫无疑问是这里最具深刻性的一个重大的问题。 王鲁湘：实际上政府越来越大，它的公共服务的质量反而越来越差，这好像是一个成正比的，就是它的有效性反而越来越值得怀疑，那么我想在这一方面的话，就是能不能使中国政府真正成为一个服务型的政府，而不是一个统治型的政府，在这一方面，您觉得最关键的要害的问题是什么，为什么我们喊了这么多年，促了这么多年，总是这个转型转不过来？ 迟：那么政府的有效性，主要不取决于大和小，而是主要取决于政府的这种职能的定位。这些年来在政府的问题上，大家各种意见比较多，到目前为止，我想最深刻的问题在于我们地方政府也好，部门政府也好，就是政府的利益的形成或者某些利益的形成，已经成为改革，产生政府扭曲行为的一个最深刻的根源，这一点过去是应该说总体上是不存在，但是现在这个问题突出。 王鲁湘：突出来了。 王鲁湘：好，那么如何解决这个问题，我想下面迟教授的演讲将会给我们提供一个通盘的思考。下面就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欢迎迟教授给我们演讲，他今天演讲的主题就是《政府职能与公共服务》，大家欢迎。迟：很高兴能够走进《世纪大讲堂》。我们在看到30年来我国改革发展的一些重大的成就或者巨大变化的同时，可能我们更应该更多地或者清醒地客观地看到，我们现在面临着的资源环境，城乡差距，贫富差距，以及社会转型带来的挑战，尤其是这次国际金融危机，把我们传统的，就是这些年来的发展方式中的某些弊端应该暴露出来。所以在这个情况下，我们说保增长也好，扩内需也好，调结构也好，我们矛盾集中到哪里了呢？矛盾集中在人的发展上来了，所以我们今天讲，我们要建设一个公共服务型政府，像刚才主持人说的，我们刚刚完成了联合国的人类发展报告这个大主题，叫惠及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