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学理论史（二）隋唐五代、宋元卷 作者 成复旺 黄保真 蔡钟翔 著 第四编 宋元.ppt

第四编 宋元 第一章 北宋前期诗文革新运动的理论 从宋太祖到宋仁宗百年左右的时间里，文坛上进行了一场文风改革。太祖、太宗、真宗的六十年间，虽然形式主义文风仍然占着统治地位，但已不断有人倡导改革，其中比较重要的是柳开、王禹 和智圆。 第一节 诗文革新运动的先驱者 北宋初年，文坛上多为五代旧人，因而仍然沿袭着五代遗风。这种风气又影响到一些新起的文人。 第二节 梅尧臣与石介 梅尧臣（1002—1060），字圣俞，世称宛陵先生，安徽宣城人。他早年本于儒家思想，颇有济世之志。“我世本儒术，所谈圣人篇。圣篇辟乎道，信谓天地根。” 石介（1005—1045），字守道，兖州奉符（今属山东）人。曾师事孙复受经术之学，是孙复的高足弟子。先以《易》教授于家，后任国子监直讲，世称“徂徕先生”。他认为“方今正道阙坏，圣经堕离”，因而也对时政颇为不满。 第三节 欧阳修 欧阳修（1007—1072），字永叔，号醉翁，又号六一居士，江西庐陵人。四岁丧父，幼年家贫。十岁时从邻居借得韩愈文集残本，叹其言深厚而雄博。但为干禄以养亲，不得不从俗学作时文，并取得了较高的造诣。 一、文与道的关系 在《答吴充秀才书》里，欧阳修提出文应该“为道”，批判了“职于文而已”的倾向：夫学者未始不为道，而至者鲜焉。非道之于人远也，学者有所溺焉尔。盖文之为言，难工而可喜，易悦而自足，世之学者往往溺之。 二、事与辞的关系 欧阳修在《代人上王枢密求先集序书》中，对《左传》上的“言之无文，行而不远”这句话作了重要的发展：言以载事，而文以饰言。事信言文，乃能表见于后世。 甚矣，言之难行也。事信矣，须文；文至矣，又系其所恃之大小，以见其行远不远也。 三、文学的特征和艺术风格 欧阳修在《梅圣俞诗集序》中写道：凡士之蕴其所有而不得施于事者，多喜自放于山巅水涯。外见虫鱼草木风云鸟兽之状类，往往探其奇怪；内有忧思感愤之郁积，其兴于怨刺，以道羁臣寡妇之所叹，而写人情之难言，盖愈穷而愈工。然则非诗之能穷人，殆穷者而后工也。 第二章 苏轼与北宋中后期的文学论坛 诗文革新运动以后，文学理论沿着不同的方向深入发展，出现了活跃而复杂的局面。稍晚于欧阳修的周敦颐、李觏、苏洵等人，已经表现出分道扬镳的趋势。他们的观点又分别为程颐、王安石、苏轼所继承和发展，形成鼎足而立的三个派别。 第一节 周敦颐、邵雍、程颐 周敦颐、邵雍、程颐是北宋道学家在文学上的代表，是道学家文学理论的创建者。周敦颐主要是笼统地论文，提出了“文以载道”的口号；邵雍主要是论诗，强调“行笔因调性”：他们分别以载道说和写性说确立了道学家文学理论的基本观点。程颐则对他们的观点进行了综合与充实，使道学家的文学理论形成了一个初具规模的体系。 第二节 王安石及李觏、司马光 北宋政治家的文学理论的代表是王安石，但年龄长于他的李觏、司马光已经发表了类似的观点。李觏（1009—1059），字泰伯，江西南城人。曾多年以教书为业，范仲淹两荐于朝，仁宗皇 时授太学助教，后升直讲。著作后人编为《直讲李先生集》。 第三节 苏轼及苏洵、苏辙 三苏同为北宋著名文学家，但在文学理论上贡献最大，与道学家、政治家的文学思想斗争最力的是苏轼。其父苏洵为以苏轼为代表的争取文学解放的思潮开了一个头，其弟苏辙则表现出了明显的倒退。所以这一节以苏轼为主，附带讲到苏洵、苏辙。 一、提倡创作自由 道学家以文为载道之器，政治家以文为治教政令之书之策者，而苏轼却把文学当作作家自己生活感受的表现。 二、突出艺术特征 苏轼于诗、文、词、书、画无不擅长，是个具有多方面才能的艺术家。他理解并重视文学艺术的特征，深入探索了文艺创作的特殊规律，这是道学家和政治家所不可比拟的。 三、向往淡远深邃的美 苏轼对雄放豪迈的风格始终是称赞的，但他更向往淡远深邃的美，而且越到晚年越是如此。 第四节 曾巩、刘 、吕南公 曾巩（1019—1083），字子固，江西南丰人，世称南丰先生。以文章受到欧阳修的赏识，于仁宗嘉 二年（1057）与苏轼同科登第，授实录检讨官，编校史馆书籍，后出任地方官。神宗时为史馆修撰，以翰林学士致仕。 第五节 黄庭坚 黄庭坚（1045—1105），字鲁直，号山谷，分宁（今江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