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钓鱼岛赢得尊严才才能在南海赢得尊重》.doc

在钓鱼岛赢得尊严 才能在南海赢得尊重 ——从《钓鱼岛应成东亚“模范摩擦海域”》社评说开去 作者　张文木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战略问题研究中心研究员 主要内容发表于《东方早报》2011-07-18 ，副标题为笔者所加。 /html/51/2011/7/19/633138.shtml 2011年7月4日，杨洁篪在与日外相会谈中重申“钓鱼岛是中国固有领土”，杨外长关于钓鱼岛主权的表态，是坚定的和不容商量的，是符合中国国家根本利益的。可近日有媒体（2011年7月9日《环球时报》）发表“社评”却主张钓鱼岛应成东亚“模范摩擦海域”，认为，“钓鱼岛在国际上属于争议领土”，“它的未来归属是存在变数的”，“中国宣示对钓鱼岛的主权，并不意味着中国就能实现这一主权”。文章还称“中国保钓行动的实际效果”是“保持并强化了钓鱼岛主权在国际法和世界舆论层面的争议性”。文章在钓鱼岛的主权关系的表述上显然与杨外长不一致，其关于将钓鱼岛变为“模范摩擦海域”的建议也显得书生气十足，如果不是作者词不达意，其正面意思没有表达清楚的话，笔者觉得有必要就中日围绕钓鱼岛的“争议”及其背后的战略意义，谈点个人的想法。 一读到“钓鱼岛应成东亚‘模范摩擦海域’”构想，我就忆起20世纪前半叶的中日关系史，想起“九一八”事变后的“李顿调查团”。 1931年9月18日，日本挑起“九一八事变”，随后日本侵占中国东北三省大片土地，战火延伸到平津一带。 这时蒋介石对此次事变的应对政策接近上文作者提出的将东北建成“模范摩擦”区域的设想。面对日本侵略，蒋介石不是积极地组织抵抗而是要强化中国东三省主权在“国际法和世界舆论层面的争议性”。为此，他于1931年底向国际联盟提出“申诉”。 面对蒋公的“申诉”，日本方面的回应是在《国联调查报告书》（1932年10月）出炉前，不是强化而是尽量弱化其侵略行径“在国际法和世界舆论层面的争议性”。1932年3月1日，宣布其傀儡政权“满洲国”成立，1934年又将伪“满洲国”改称为“满洲帝国”，在全世界面前明示其占领整个华北的野心。 1935年6月，南京国民政府为了满足日本在河北建立“模范摩擦”区域的要求，与日本签订了《何梅协定》和《秦土协定》，使中国丧失了河北大部分主权，将察省主席宋哲元撤职，二十九军撤出察东地区，成立察东非武装区。由此中国又失察哈尔主权。 即使如此，日本人还嫌国民政府没有达到“模范摩擦”的标准，9月，日本侵略华北驻军司令官多田骏发表声明，公开鼓吹华北五省在日本的指导下“联合自治”。10月22日，日军在河北香河指示汉奸、地主和流氓成立“县政临时维持会”，发表“自治宣言”。11月25日，日本侵略者唆使国民党滦榆区行政督察专员殷汝耕在通县成立“冀东防共自治委员会”，不久改称“冀东防共自治政府”，宣布“脱离中央自治”。11月，日本侵华战犯土肥原到北平向二十九军军长、平津卫戌司令宋哲元提出“华北高度自治方案”，要求宋哲元限期宣布“自治”，否则日军将以武力攻取河北、山东。 南京政府为了让中日间“摩擦”更为“模范”，于12月成立“冀察政务委员会”，指派宋哲元为委员长，由日方推荐著名汉奸王揖唐、王克敏、刘燮元、曹汝霖等十余人为委员。此后，日本人又得陇望蜀，组织大小汉奸在平津“游行”，要求“华北五省独立”。 至此，中国人民对蒋介石对日一味让步的政策已忍无可忍，这样便激出了逼蒋抗日的“双十二事变”和由此形成的抗日统一战线。 但日本人对此“摩擦”回应得一点也不“模范”，1937年7月7日，挑起“卢沟桥事变”。侵华战争由此全面展开。 中国人忘什么也不应该忘记中国近现代史，不应该忘记八年抗战。大概和平时期太长的原因，有些中国人真的把那段历史忘了，忘得没有是非了。我们要索回强盗抢走的中国人自己的家产，这在我们有些人眼中却成了有“争议”的事，中国人索回家产的义举则被有些人要求在“摩擦模范”范围内行事。这样的“要求”，让中国人痛心，让日本右翼高兴。 事实上，在今天日本右翼看来，不仅钓鱼岛，甚至台湾也是“属于争议领土”。2010年7月26日，即将赴任的日本新任驻中国大使丹羽宇一郎在东京记者会上直白表示，1972年《中日联合声明》中有关“台湾是中国不可分领土的一部分”的主张，日本的立场只是“理解并予尊重”，并未直接承认，今后日本对此问题仍然坚持同样的态度。7月27日晚，日本驻华使馆的新闻官向环球网记者郑重表示：日本政府在台湾问题上的一切态度都以1972年《中日联合声明》为基础，此一立场从未改变过。 我们知道，现在中日关系的政治基础是1972年９月29日发表的《中日联合声明》、1978年８月12日签署的《中日和平友好条约》及1998年11月26日发表的《中日联合宣言》。那么，被中国视为核心利益的台湾主权归属问题，日本方面在这几个文件中是如何表述的呢？ 我们先看第一份文件。1972年的《